《杨家》：一个未知国门的守护者

在野孤鸿

　　二、战后安排
　　1945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盟军重新占领仰光，揭开了缅甸独立的序幕。伦敦已经接受了缅甸的自由是不可避免的这个现实，问题是何时和如何实行独立。这是多曼·斯密特总督，以及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领袖们重点思考的课题。总督多曼·斯密特要推动的工作是：贯彻1945年5月17日《辛姆拉白皮书》，其主要内容是通过政治改革，重新建设经济。这个提法，与反法西斯（AFPFL）人民自由联盟的说法正好相反，他们要求的是缅甸的完全独立，并在有条件时，举行全国大选。
　　缅人的民族主义，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英国人的统治下，传统的风俗习惯，让道给一系列的外族统治和文化。有骄傲历史的缅人们，看到他们的政治休制羞辱地倒下了，他们的文化被侵蚀，他们的社会地位在他们的国土上被渗透了。最突出的影响是经济的迅速扩展，缅甸成为亚洲最大的大米出口国，但价格却很贵。传统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和小型工业消失了。为了补充劳动力的短缺，印度劳力被引进来，在稻田里和政府支持的建筑工程中工作。1876年的《土地税务法》，迫使那些拥有土地的缅人，放弃他们的土地；因为他们欠了那些从南印度来放高利贷的人的债。结果，英国行政官员和商业圈里的人占据了缅甸的上层社会，其次就是印度人和中国人的企业家。缅人普遍地发现，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他们变成了三等国民。
　　不可避免的是产生了大量的不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斗争，出现了很多民族主义组织，最突出的是《我们缅人协会》，协会成员称他们自已为“德钦”（缅语即主人）。他们的口号是：“缅甸是我们的国家，缅甸文化是我们的文化，缅语是我们的语言。爱我们的国家，提高我们的文化水准，尊重我们的语言。”
　　在这些民族主义情感的口号之后，接着而来的是对非缅人的排斥。民族主义的宣言也许会是直接指向印度人和中国人，但他们也离间了少数民族，使他们自己与土著少数民族的关系出现了紧张。1930年后期，发生了一系列印度人和缅人之间的冲突。
　　掸族人在传统上，对缅甸历来是不信任的。且不说历史上长期受过缅人的统治压迫，当缅人的一些领袖当众宣布“缅甸是缅人的国家”，重新肯定大缅人主义时，使他们感到无比惊讶。在英人离去时，掸族土司对掸邦的未来，感到非常耽心。因为掸邦曾是由英国总督直接管理，与缅甸本部有区别的行政区。当时是一个稳定时期，使居民能从事广泛的商业来往。掸邦首领对总督，无疑是尊重和爱戴的。他们之间关系，一般说来是友好的。从他们首领到人民，从未有过倡导掸邦独立的事情，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尽管如此，这也只是一些少数受到缅甸本土思想影响的大学生的所作所为而已。因此，争取独立，只是占多数的缅人的斗争。这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得很明显。当多数掸族人在为抵抗日本而战时，缅人却给日本人以帮助。缅人和掸人，因此发现，他们在政治观点上正好相反，这也是由于不同的历史背景而产生的不同观念。
　　昂山从伦敦回来，对缅甸的独立是很明显了。但关于产生丙弄会议的一些前提条件，还是值得研究。因为《辛姆拉白皮书》曾有条文规定：在边境前线的人民，与在缅甸本土的人民，他们的处境和地位，都在同等基础之上。他们有权选择继续留在英帝国之下或加入缅人。昂山之所以急着要会见边境前线的首领，目的是要劝说他们，支持他向英国要求独立的行动。掸邦自然资源丰富，有具大的经济潜力，从银矿到木材工业的收入，在政权移交之后，将会自然地落入缅人控制之下。
　　在昂山回来后不久，他就安排2月7日会见前线的首领们，讨论一些专门的话题，去劝说掸邦、克钦邦、钦邦的首领，加入他争取独立的行列。通过昂山的个人诚恳和魅力，这些边地的首领们，同意加入他的行列，这个会议的结果，就是《丙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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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独 立
　　随着缅甸独立的接近，关于果敢的主要问题是：果敢与木邦平等地位，以及果敢人的公民地位问题。当杨文炳在印度时，曾向缅甸总督，就果敢地理情况和人文背景，申请将果敢从木邦分离开来。在重建局的建议中，将木邦与果敢分离出来，是一个尝试性的建议。
　　在印度辛姆拉的英属缅甸的秘书长H·G—WiLkie威克尔1944年6月29日写给杨文炳的信中，是这样说的：“根据你1944年6月20日呈交给总督的你的请愿书，我被指定告诉你：总督非常同情你的事件。特别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你和你的人民，在抵抗日本人入侵果敢时的忠诚表现。总督想，目前处于战时，果敢与木邦是分离开了。但从实际存在条件来看，是否应让果敢脱离木邦而实行独立的问题，尚不可能。我再加一点，这个问题，将在日本人被赶走、新的政府恢复后，进一步调查落实，其中你的在职记录和你与人民在调查期间的表现，也将在调查之列。”
　　那是1944年，当时缅甸的局势处于不明朗期间。尽管这封信对果敢要求独立的问题，还持有保留态度。在辛姆拉的行政机构，对果敢脱离木邦的问题，已经被考虑。果敢方面杨振材在边境地区调查委员会作证时，这个问题成了焦点。缅甸被重新占领后，毕尔斯少将，当时是缅甸事务的负责人，告诉木邦土司，他必须放弃果敢。
　　1947年8月25日，边境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昭孔球建议：果敢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邦。果敢的地位，由一个附属邦，晋升为一个独立的邦。土司的地位，也由小土司（苗扎）晋升为大土司（坐把）。在与木邦达成的协议中，果敢放弃怒江西岸的常菁山和勐汞给木邦。
　　另外一个有关果敢的问题，就是公民权的问题。在英国人统治期间，英人对果敢的情况，非常了解。但缅甸新的当权者，却不是这样。果敢人口，90%是汉人。这些极端民族主义的缅人领导者，对果敢的忠诚度产生怀疑。而缅甸人对缅甸的感情正十分强烈。要给予一个人口主要是汉人的地区公民地位，对新政府来说，是极不愿意做的。缅人领袖们，还怕无法控制的中国移民，涌入缅甸。这些观点，与果敢及其他掸邦对加入缅甸联邦存有疑虑的事实交织在一起。这些就是独立前夕，果敢所面临的问题。
　　在果敢方面，由于文化语言、风俗传统的差异，历史上就有过与木邦关系紧张的经验教训。所以，它渴望得到自治、自己管理自己，留在掸邦联盟之中。这种观点在果敢派出的代表向边境调查委员会作证时，屡次被提了出来。对果敢人来说，公民地位，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很重要的。当缅甸独立将不可避免地到来之时，假若果敢不站起来和不被承认的话，将面临着被降格的危险。果敢人的处境：最坏，是被剥夺公民应有的所有权利；最好，是被想象为华侨，最终同样失去公民权利，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地位。比如贵概和勐吉之间的大勐宜地区，他们多数是汉人，首领也是汉人，但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地位，变成了掸族的一部份，没有了他们的政治呼声。
　　另外一个地区，也是有华人占多数，即板弄地区。他们的土司是一个华人穆斯林。大勐宜和板弄的头领，不但在政治上不成熟，而且还不会把握政府变迁的复杂性。结果，他们的政治地位，被严重侵蚀掉。
果敢在历史上，它的文化、政治及地位，第一次受到威胁。它被迫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另外一方面，不承认果敢人为国民，将是对果敢政治现实的忽视。事实上对中央政府来说，要分辨一个居住在果敢的人，是不是真正的果敢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尤其是语言上的障碍。这就意味着，只有果敢的领袖们，才能决定他的居民是不是真的公民。所以，这就是果敢要求自治的强有力的实情。国民身份证，直到50年代后期才颁发。在此之前，经中央同意，由地方暂时发行中央认可的地区性临时身份证。果敢身份证，将果敢人与从中国大陆来的中国人及华侨区分开来。
　　就在这个重要的关节上，拘押胡嘉乾这个果敢人，使颁发国民身份证的问题，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关注。果敢国民身份证也因此，冲破重重阻力而被接受。根据1948年颁布的缅甸联邦《公民法》第三章第一条的表述：“果敢人成为缅甸土生土长的国民。”按照宪法规定，果敢在议会中获得了一个合法席位。土司杨振材成为民族议院议员。1950年，杨振声代表果敢，成为新组成的吴努政府下议院议员。在国民党残军流入缅甸时，果敢对国家的忠诚度，再次受到考验。国民党残军问题，最终发展成导致美国与缅甸之间关系紧张的国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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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果敢与国民党
　　根据果敢的记录：1949年9月，果敢已受到国民党残军的攻击，在果敢北部上六户的一些寨子以及崇岗，被姜胡二领导的部队抢劫。1951年，由李泰兴领导的部队，强占了上六户的君弄山。1952年，果敢正式接到缅政府关于驱逐入侵者的通知。果敢对此的反应是：组织一支防卫部队和民兵，实施这一军事行动。当政府军队在萨尔温江西岸防守并监视国民党残部活动时，均有当地承担军需补给。果敢为缅军在景栋抵抗国民党残部入侵的战役中，提供了2000匹骡子的运输力量，这些骡子后来仅有5%返回果敢，其余大多数损失尽净。其中一部份是被打死，一部份是保养不良而致死。果敢的马夫，因此常常将英人和缅人对待动物的态度作比较。骡马是果敢的主要运输工具，这次损失，无疑对果敢老百姓的生产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杨金秀与国民党残余武装的关系。她出生于1927年，性格粗暴。在她还小的时候，就常常女扮男妆。学校并不适合她，她仅仅认识几个字，就离开了学校。她强烈的正义感和强有力的人格，对缅甸在掸邦的那种高高在上的态度，常常使她感到非常反感和难以容忍。并在许多场合，她往往显示自己胜过缅人的一筹。久而久之，在掸邦人的心目中，她似乎成为一个英雄。尽管如此，父母还是认为，一旦结婚成家，她的性情会变得温和一些。这样，父母即安排她与大勐宜土司儿子段朝文结婚。大勐宜是贵概和勐吉之间的一个地方。他们的婚姻仅维持了一年，生了一个儿子。因为离婚的妇女，在果敢的社会地位是很低微的，杨金秀现在才发现，她被排列在社会的边缘。当国民党向她提出，邀请她带领一支300人的部队时，对她来说是个不可抗拒的诱惑。她的虚荣心胜过政治野心，使她作出了接受国民党残部邀请的决定。他的两位哥哥杨振材、杨振声强烈反对她的决定。并向她说明：这个决定不仅违法，而且还将影响到两位兄长作为国会议员的身份。但，她对此置若罔闻。
　　1952年10月间，在她去勐乃的路上，她的车子被拦住，她被缅甸当局当场拘捕。她被转移到瓦城监狱，她将在那里渡过5年。就在那个月，杨振材接到仰光的命令，要他发动攻势，将在果敢的国民党残军驱逐出境。当她从瓦城监狱被释放后，杨金秀回到腊戌，创建了一个锯木厂和其他企业。1960年，在未经任何仪式的情况下，她取得了统治果敢的领导地位，直到1962年3月，政变后的军人政府将她拘捕为止。她在果敢统治的两年期间，取得的成就，很难估量。不管怎么说，她在果敢确实得到了一笔财富。这笔财富的一部份，被花在一个名叫“娃娃温水”的缅甸女明星身上，她的成名，一部份是由于杨金秀的赞助。
她的勇敢性格，在印醒监狱时，表现得十分突出。有一次，由于违犯监狱规定，她被单独关进黑房达3个月之久，对此，她不作任何反响。这样一来，让关押她的狱监感到不知所措，结果，还是只好把她从黑房中放了出来。在印醒狱中，她与被关押的一些政治犯的太太交朋友，对那些政治犯太太们，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1968年，她从印醒监狱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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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果敢与中央
　　1953年2月，整个果敢境内，已经没有入侵的国民党残余武装。同年11月，一个由内政部秘书长率领包括东北军区司令员在内共11名成员组成的代表团，访问果敢。这是一个缅甸高级官员的代表团，首次访问果敢。它反映了互相之间的友谊。在他的演讲中，秘书长重申：“果敢是缅甸联邦的一部份”。对果敢在抗日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再次予以肯定。秘书长在讲话中还确认了日本人占领时期和国民党残军流入时期，给果敢造成的重大生命财产损失。并说因为中央政府刚刚成立，暂时还无法帮忙果敢。同时，中央政府还注意到社会、经济、卫生、交通、通讯等问题，以及战争造成的破坏。作为政府的代表，他表示将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果敢。杨振材在答谢讲话中，重申果敢对中央的忠诚，以及果敢拥护和支持中央维护缅甸联邦的主权。宣布赞成和支持缅甸领袖们所领导的争取缅甸独立的斗争。同时，请求秘书长向中央报告果敢地区的实际情况和果敢的所做一切，帮助这个地区人民取得与其他地区缅甸公民同等的权利。
　　六、胡嘉乾事件
　　无论如何，将果敢身份的人，误解为中国人事情，仍然是存在于果敢与中央关系中的一棵刺。胡嘉乾事件，就是果敢人经常感受到的困扰的典型。1954年7月，胡嘉乾，一个户籍果敢木瓜寨的生意人，被贵概移民局官员拘捕，因为他没带身份证。虽然经过一位住在贵概的果敢老人给予证明，仍未获得释放。7月20日，贵概官员提审他，将他误认为中国共产党人。7月30日，果敢土司写信给贵概官员，说明胡嘉乾是一个真正的果敢人。这样，胡嘉乾暂时被释放。但8月5日至18日之间，胡嘉乾仍被继续提审，且给他两个选择：一是坐牢，二是罚款350元。胡嘉乾深感无奈，只好接受并交了罚款。但，仍未被释放。直到次年（1955）2月16日，当土司杨振材和他的助理胡世明，对此事亲自干与时，胡嘉乾才得以释放。果敢民众对此事件，感到非常愤慨。果敢是缅甸联邦的一部份，为什么要接受这种岐视性的盘查和盘问？他们将这种岐视当作是对他们自由的侵犯。因此，他们要求享有平等权利，像其他缅甸国民一样，得到法律的保障。他们还要求惩办那些对此事件直接相关人员。12月4日到16日，举行了示威大游行。300名强烈的抗议者，从新街长途步行到滚弄。又从滚弄至贵概，然后到腊戌。这个事件表明，果敢人的政治觉悟已经有了一个新的飞跃。
　　1955年，杨振材对果敢的走向，感到乐观。他所倡导的教育和社会改革，进展顺利，并得到下属各级行政官员的合力推行。为果敢培养后备人材的新城学校，发展势头良好。这一点，在每次运动会中，进一步得到证明。通过胡嘉乾事件的洗礼，果敢显得更团结、更坚强。早在1950年，杨振材作为缅甸代表团成员而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他曾有机会参观美国的先进技术、科学和教育，美国的发展，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下定决心，要使他的人民认识到教育的重要即是社会进步的钥匙。一部份新城的干部，被送到仰光去接受先进的教育，鼓励学生继续上大学。果敢因此开始逐渐拥有自己的医生、工程师、地质学家及其他专业人员。
　　1955年4月，由边境地区行政管理局局长梭敏上校率领的一个缅甸政府代表团访问果敢，他的代表团由12人组成，另由80人组成的卫队护送，果敢方面成立了欢迎委员会，下设12个小组，为欢迎代表团的到来做筹备工作，共有3000多群众参加了欢迎活动。这次访问的主题是：视察边界界桩。在他的公开演讲中，梭敏上校阐述说：因为果敢离中央较远，不容易到达，要发展这个地区，有相对的困难。但果敢在政治上，比他所到过的地区还先进。由于这种政治上的成熟，果敢利用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了抵抗；对国民党残余部队的流入，进行了斗争，保卫了国家主权；这些事实，足以证明：果敢在他的领导人领导下，是忠于中央政府的。果敢土司在致词时，感谢代表团所给予的肯定和支持，衷心希望政府维持果敢地方的基本权利，即丙弄协议的基本原则和遵守联合国宪章。土司还反复提到自治的愿望。主要基于以下条件：一是独特的地理位置；二是不同的语言；三是文化、风俗习惯和信仰，与多数掸族有差异；四是有不同的历史传统；五是存在着经济上的差异。在私人交谈中，梭敏上校对土司说：“你认为果敢是钢铁做的吗，你知道钢铁是会生锈的？”这是一个带有不详预兆的警示，它一直缠绕在杨振材的脑海中而永不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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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交出世袭权
　　关于土司的地位，被缅甸和掸邦政治家们以及媒体激烈地争论着。中央与土司之间的协议决定：中央以赔偿的方式，让土司交出他们的世袭权。办法是参照土司年税收多少，衡量确定赔偿数额。这个权利，不是交给中央政府，而是一种权利的转换，仍然是回到有主宰权的，掸邦全体人民手中。
　　在国民党军队正式离开掸邦之后，反对土司的计划，开始取得进展。在掸邦内，参加AFPFL反法西斯自由联盟的掸族人，他们显然是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他们呼吁土司交出世袭权。中央政府则通过媒体、讲话、报告等方式，加强反土司计划的宣传攻势。在土司们看来，他们统治的本质是封建的，但掸族人民并没有反抗他们的统治，事实上这个制度在掸邦实行得很好。掸邦委员会首领昭孔求代表掸邦土司们，对边境咨询委员会说：他们一致希望保留他们的权利。许多进步的土司意识到封建主义的不合时代，应该实行一种民主的行政方式，但这需要时间。英国历史学家伏天喀（Hugh Timker）建议：“将封建的边境地区进化为民主的政府这个程序，需要一个英国式的有官僚主义的统治的过渡时期。但是，当传统世袭制度被摧毁之后，它将不容易以一种新的行政方式来代替。如果新的统治者希望成功的话，它必须与老的制度配合得很好。”
　　虽然对这个问题的辩论，从50年代初期即已开始。但一直未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以至加以解决。当执政党AFPFL的势力弱小时，讨论势头开始升温。1958年，AFPFL正式分裂，并有发生内战的危险。为了摆脱危机，当时任总理的吴努，邀请国防部长奈温将军代他摄政，使他有机会去重新改组AFPFL，也就是后来大家熟悉的“努顶派”。奈温抓住此机，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建树。1959年4月，土司们放弃了世袭权利，这看起来是奈温赢得了这场战争。
　　尽管如此，后来的事实却证明，这仅仅是一个空虚的胜利。土司们留下的真空，永远没有被合适地填补起来。掸邦的人民，对既不同情他们的感受，也不了解他们的想法的新政权，持怀疑和不相信的态度。在土司政权退出后，中央政府的代表们，不顾掸族人民的愿望，教条式地强制推行中央政策。其结果，导致了各地史无前例的武装反叛，至今仍在继续着。
　　有些观察家，也许是指责土司的负面，但有些还是值得肯定的。比如很多土司，他们是进步的，包括他们的家庭成员。他们能够成为良好的管理者。最好的例子是景栋土司和昔波土司。他们2人均在海外受过教育。其中景栋土司在澳洲受教育，昔波土司则获得美国柯罗拉多大学工程学士学位。他们2人，都有崇高的抱负，要提高他们人民的权利。当土司们后来发现，1947年宪法所授予他们的权利，在法律上、政治上都得不到中央政府的尊重。同时，在50年代早期，政府开始在掸邦地区增加驻军，这更加深了土司们的关切和忧虑。一旦他们的权利被撤销，对掸邦人民的权益，会得到什么保证？答案是负数。
　　这些进步的土司，是掸族文化及社会标准的传承者，他们在民众中间发挥着稳定和模范作用。他们交出政权，不仅意味着交出世袭权，还给掸族文化带来了生存的危机。事实上撤销土司，对掸族社会的中心，是一个重大的打击。缅人领袖们会辩解说：掸族与缅人，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穿同样的服装，而且已经融合在一起。但这种辩解，并没有把掸族文化历史背景计算在内。在文化方面，掸族不仅与缅人有差异，也与泰国的泰人不同。
　　虽然历史上缅人与掸人的关系是痛楚的。但是，昂山和掸族领袖签署了《丙弄协议》，这给缅人和掸人的民族关系，注入了新的希望。以往，昂山本人是认同缅人的大缅族感情的。但是，在《丙弄协议》签署前的一次演讲中，他说：“现在我想说一说关于民族主义的问题。过去我们的口号是：‘我们的种族、我们的宗教、我们的语言！’现在看来，已经是过时了。在缅甸，我们有众多的土生土长的民族。我们可以保留各自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享受各自的自由信仰。但从广义的国家政治生活来讲，我们应该团结在一起。”
　　不幸的是，这种友善，与昂山一起死掉了。他的继承者们，对宪法中关于民族自治权利的规定，执行得太少。不久，即偏离了宪法指引的道路，只重空谈，并没有实在的建树。掸人反抗缅人，是长期的，而且是根深蒂固的。如果中央政府诚心于国家建设，第一步要做的是缅人对其他民族的了解和友好：掸邦人民的权利，就象1947年宪法规定一样，必须得到尊重，并在各级行政过程中付诸实行。
　　缅甸缅族主义者，往往指责英国人的分而治之政策，因为这使缅人与掸族之间常常发生冲突。自缅甸独立至今，已经整整40年了，而这种冲突，依然得不到解决。显然，对英帝国主义的指责，也变成了一种过时的东西。
　　缅甸军队所扮演的角色，使局势更加恶化。1952年9月，掸邦被置于戒严法令之下，直到1954年才结束。这是国民党流入的年代。掸邦人民遭受到缅甸军队没有法纪残暴的侵犯人权的痛苦。缅甸军队对待掸邦，就象是对待被占领的土地一样。缅人把自己视为国家的救世主，这在掸邦人民中只留下苦涩的口碑。掸族领导人和掸族人民，常常被缅人报刊指责为分裂联邦的人。但必须记住，掸族领导人之所以同意加入联邦，是在有一定条件保护下的决定。当《丙弄协议》规定的保护条件被扭曲妄用时，掸人有权决定退出联邦。但有意义的是，他们并没有实行这种权利。土司们跨出了一大步，将他们的权利交出来。虽然他们意识到《丙弄协议》已经被妄用，对掸邦的未来感到不可肯定。因此，掸邦人民只好拿起武器，保护他们的民族权利。掸族抵抗的动机是合法的，但用武装反抗一个民选出来的政府是不妥当的。关于合法的动机会有不同的含义。当奈温政府自己本身就缺少合法性时，合法动机的含义，就有了许多不同的意思。
　　交出世袭权的问题，深深触动了杨振材。对他来说，果敢或第二线的领导人，还没有接受这种变革的准备。从学识及素质方面考量，最有可能接替他的人，是他的弟弟杨振声。但杨振声是一位代表果敢的国会义员，且又有许多生意业务，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和处理果敢问题。杨振材意识到，他所发动的改革，应该继续坚持下去。他最为关切的是要接任他的人，能否坚持争取果敢的自治。考虑再三，他认为最适合领导果敢的人，只有他自己。因此，他决定抵制土司交权，并获得了人民的支持。为此，腊戌军区司令威协说：“如果不交出政权，就向果敢动武！”
　　当这种强硬恐吓无效之后，缅政府又派出密使来果敢，动员杨振材到眉苗会见国家领导人。冒着被拘捕扣押的风险，杨振材到了眉苗。开始是与山友准将谈判，谈判中山友表现得非常豁达。后来，杨振材又会见了看守政府总理奈温将军。在会见中，杨振材阐述了果敢要求自治的原因。总理向杨振材承诺：“果敢可以维持自治。”但这个承诺，没有说明可以维持到什么时候，也没有文字记录。
　　得到这样的承诺，杨振材从土司位置上退了下来，这是一件令他十分勉强和为难的事情。1959年4月，举行了一个土司们交权的仪式。在这些土司中，只有果敢土司和昔波土司没有出席。昔波土司，是一位容易激动的人，当时他患了痢疾。他的缺席，导致奈温的怀疑。果敢土司没有出席仪式，并拒绝接受支付给他的赔偿。
　　他的这种做法，向果敢人民指出：没有任何金钱，可以补偿自治的愿望。就算最单纯的乡下人，也明白这个道理。1960年，果敢人民欢迎他重回果敢。在他的演讲中，他向人民庄重说明：他将权利交还人民。这为之后1963年果敢对奈温政权的武装反抗，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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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权力转换
　　杨振材离开之后，果敢的头人选举杨启智为果敢行政委员会的主席。分配给杨金秀的责任是果敢的安全监督。尽管如此，杨金秀还是成了果敢真正的统治者。她有许多的美德，其中之一是为果敢谋福利。但是，她的美德往往被她的失败所淹没。她从1960年起至1962年，统治果敢。1962年政变，军人政府将她和其他政治领袖一起拘捕。在她执政时期，她被拍马献媚和机会主义者，包括像罗星汉那样的人所包围。这些人利用她的统治权力，谋取个人利益。当她的合法地位尚未确定时，杨金秀在缅人的政治家之间寻找和构建她的关系网络，比如吴觉念和其他知名人士。在她交往人士中，有两名是军人，一个是昂季准将，一个是梭敏上校。政治家和军方人士之所以接受她，是因为知道她的优点和缺点。他们非常善于心计，认为杨金秀这张牌，只要用好了，对他们很有使用价值。到二小姐执政时，缅甸军队还无法修建一条进入果敢的道路。因此，他们将二小姐的出现，当作一个黄金时机。为此，两位陆军上慰觉温和旦来，进驻果敢。旦来，后来升任过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的秘书。或许就在这个时期，罗星汉和一些果敢人，早就被他们所招募。
　　杨振材并不喜欢他所看到的果敢现状，乃至感到讨厌。但为了避免内部冲突，他只好保持沉默。杨金秀的追随者，一方面是千方百计迎合她的虚荣心和纵容她的怪念头。另一方面，又背着她为所欲为而乱来。结果，把果敢带进了万恶的互相残杀的漩涡，同时，把二小姐赶进了缅人设计的陷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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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军人政变前后

　　一、反掸邦事件
　　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政治的觉醒在缅甸本土上深深地扎下了根。然而，在掸邦，他们的领袖们，生活在英国人的保护下，过着安稳平静的生活，对政治仍然毫无兴趣。景栋的昭赛蒙这样写道：“每一个人都是皇上的子民，享受着他赐给的平等权利和优惠。……整个掸邦的气候是好的，事实上没有迹象显示政治上的不稳定……在那个平等的世界里，不好斗的掸族人，并没有把自己很好的表现出来。”
　　然而，二次大战的动荡，看到了英国人的撤退，日本人的入侵，以及最后又是英国的返回。这些无疑引起了人们的思考。有些人情愿保留他们的地位，继续留在英国人的保护下；其他一部份人则明显地被民族主义浪潮挑动起来了。大家关注的是如果缅甸独立了，掸邦的前途会如何走？考虑到缅甸独立的可能性。土司中比如昭孔吉、昭桑通、昭瑞太他们，于1946年2月，召开了第一次丙弄会议。
　　在1946年2月份至1947年之间，昂山与英国工党政府协商，最后达成《昂山—爱德礼协议》，它主要说明：将给缅甸独立。首先组成一个过渡政府。然后，召开制宪会议。这些发展进程，促成了第二次丙弄会议的召开。会议的目的，主要讨论联合的名称及联合的基本前提。掸族和克钦族代表。在2月6日会晤之后，同意与缅甸本土联合，但必须有下列附加条件：1、一样的地位，即与缅人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优惠。2、掸族和克钦族在执行委员会中的成员，对他们本民族事务负责，同时，参加对国家事务负责，比如国防、外交、铁道、海关等。3、委员会支持克钦的要求，按他们的愿望，成立一个克钦邦。4、缅人代表与英国政府之间达成的协议条款，掸族和克钦族不受其约束。5、在与缅甸联合之后，保留可以选择退出联邦的权利。
　　签署《丙弄协议》也就是接受缅甸与各邦联盟的构想。
　　联邦政府所采用的宪法，是中央集权制，在本质上与掸邦领导人相矛盾。各邦政府的权利，明显受到中央联邦政府的限制，当各邦被分成单一的单位时，而缅甸本土的权利则渗入各邦之中。这就是说：执政权掌握在联邦手中，或者说掌握在缅甸本土手中。由此而来，联邦政府经常干涉各邦的事务，各邦则不得不向联邦报告每一件事情。这显然与丙弄协议的条文相违背。尤其是上议院即民族院，由掸邦、克钦邦、琴山、红克伦邦、克伦，以及其他地区代表共160人组成，它虽有提出关于财政方面建议的权利，但没有立法权。每一个邦的事务，被一个邦议院控制着；每一个邦议院的首脑，不是选举的，而是由总理任免。例如1958年，总理免去了克钦、克伦邦首领的职务，原因是投票反对他的党。
　　然而下议院则有立法权。议员是按人口比例选出来的。这样，议员席位多数被缅人占据，说得更确切一点，就是被AFPFL所占据，那就成了一个有利于缅人的一边倒的下议院。
　　从一开始，缅人就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据说1949年的勃娥族的暴动，就是受缅人煽动的。一个参与AFPFL的掸族组织，不断地帮助他的缅人同盟者，反对封建主义即土司制度。1952年—1954年，当国民党残余武装在掸邦的时候，整个掸邦被置于戒严令之下。缅甸军队，在其本部也许是一支有纪律的部队，但在掸邦，他的官兵抢劫、强奸妇女和杀人，而没有得到惩罚。很不幸的是，这些事情非常平常。掸邦是一个被包围的地区。土司们重复向政府报告有关缅军违犯人权的作为，但在那个时期，缅军对外形象还不算坏，因此，政府对土司们的指控，很难引起反响。带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40年之后，1988年，缅军残酷屠杀和平示威者时，缅甸人民才开始对缅甸军队的作为，开始有所觉悟。掸邦的人民，以他们最大的力量，反抗缅军在掸邦的存在。那些曾经经历缅军军队残酷迫害而流亡的掸族人，就是事隔30年之后，还很难忘记当年的恐怖。
　　在掸邦的一般居民，随时有被驱逐出家园或拘捕的可能性。对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用戒严令第5条为借口，加以怀疑，甚至拘捕。士兵除了他们的制服和携带的武器外，可以不需要任何搜查令，进入任何居民家。因此没有一个家是安全的。这些军队在街上的出现，他们的那种骄横拔扈的作为，以及高高在上的态度，引起的是当地居民对他们的强烈的民族反感。
　　在经济上，掸邦有丰富的木材、矿产和农产品。博敦即老银厂的银矿是世界上储量最丰富的银矿。还有宝石矿，它的红宝石是世界上最好的宝石。然而，由于从英国政府就遗留下来的条约，中央政府特别是在BSPP即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统治时期，银矿和宝石开采，由中央政府垄断，掸邦税收的权利也随之被剥夺。
　　也许对掸邦破坏最大的是一些缅文报利对土司名誉的攻击。他们的结论是：“土司紧紧地把着他们的地位不放，将其作为获得赔偿的筹码。”这种对土司的偏见说法，把土司说成是贪财之辈，这也反映了中央政府对掸邦人民的痛苦麻木不仁。既缺乏了解，也不愿去了解。这种片面性，失去了与土司们做建设性谈判的机会。在联邦之后，掸邦文化被侵蚀了。这种被侵害的程度，可以从今天的掸族青年对自己的历史反而没有对缅人历史了解的现状得到说明。更有甚者，他会将讲自己的语言、着自己的民族服装，想像成是低级的、土气的、不合适的。
　　果敢已接受“果敢是缅甸的一部分”这个现实。自独立以来，果敢与中央政府合作的很好，特别是在国民党（KMT）残部流入期间。然而，彼此之间不信任，10名果敢青年被招募入伍，接受缅军的训练。在他们之中，有个叫王崇德的人，曾经升到上尉。他的职位，并没有保持太久。在一次事件中，他被杀害了。根据有关消息说，他是被他部下杀害的。然而，果敢相信他是由于民族背景而被杀害的。在此后50年代后期，果敢青年杨振瑞（英文名：皮特杨），被允许进入眉苗陆军军官学校学习。他的被录取，是因为杨振声熟悉军校校长孔脑。就在毕业典礼的当天，他被校方以“不遵守纪律”的莫须有理由为借口，给开除了。在果敢，没有人认为这种做法是公平的，而是把它看作是一种民族岐视。在自卫队（戛戈也）期间，杨振瑞加入了坤沙的组织，成为后来一个重要历史事件中的主要角色，即在东枝绑架两名苏联医生为人质，要求政府释放被关押在瓦城狱中的坤沙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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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掸邦的反应
　　政治上的不平等，经济上的被侵蚀，使掸邦人民逐渐觉醒，自己手中也该保留掌握一些东西。缅甸独立前，与英国签订的条约尚有效之时，掸邦在政治上比较稳定。1947年宪法，允许掸邦10年后可以脱离联邦。在权利分配不公平的过程中，使掸族人难以接受。1956年，要求权利、平等、自主以及修改宪法的民主运动，在掸邦涌动起来。在有掸族领袖参加的民众大会上，人民的代表发出了掸族人民受苦的呻吟。1957年，掸邦人民举行了一次要求继续保留土司制度的群众大会，认为联邦政府取消土司制度的动议是对他们内部事务的干涉。当时，已经有一部份掸族青年，对通过宪法途径争取平等失去了信心，转向武装斗争以争取民主平等的道路。
　　少数民族希望通过宪法改革的尝试，开始于1961年的一次会议。那次会议的参加者，有掸邦、克雅、勐、若开、克伦、钦、克钦，以及观察员共330人。会议发出了一个共同的声音：要求修改宪法，给少数民族更多的保障及平等权利。
　　掸邦组成了修改联邦宪法指导委员会，委员会由10名土司及20名其他掸族领袖组成。他们对联邦宪法，逐章逐条地进行了审视，并作出下述结论：“对现行宪法审视说明，宪法在以下方面，存在严重缺陷：1、组织方面；2、权利分配方面；3、议会设置方面；4、税收分配方面。”为了有利于稳定及平等，委员会重申，以下各条是非常重要的：1、缅甸本土，应划为一个省或一个邦，而不是一个象现在一样代表和执行着联邦的职能。2、在一个真正的联邦中，中央政府的权利是处理全国性事务，而其他的权利，则应保留在各邦的手中。3、两个议院，应该具有同等的权利。下议院应有以人口比例选出来的代表组成；上议院应由按地区不分大小的原则派出同等数量的代表组成，防止有的邦占去其他邦的名额。4、关于税收问题，在尚无确定的财政政策的情况下，要慎重审核。5、包括缅甸本部在内的所有邦一级的完全自治权利，应该被提出来。吴努在他的选举中，曾经对少数民族保证说：这个问题，将在下次国会上讨论。但是，在下次国会召开之前，1962年政变的军人，夺取了政权。
　　三、军人政变前期
　　在共产党和克伦族反政府叛乱失败后，吴努政府在相对平稳的情况下，可以推行他的政府事务了。在1951年的大选中，AFPFL赢得了压倒性的多数。1958年民主制度在缅甸崭露出来并开始形成气候。从理论上说，宪法允许多党制，但实际上，在下议院，却被AFPFL的议员所控制。司法机关，还是一个不独立的机构。报刊本来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但也无从发挥舆论监督的职能。
　　不幸的是，1958年4月，AFPFL分裂成两个部份，即由吴努和德钦顶领导的“廉洁部份”；以及由吴觉念和吴巴瑞领导的“稳定部份”。这个分裂，公开暴露了吴努、德钦顶和吴觉念、吴巴瑞4个人，多年积淀的政治分歧和个人恩恩怨怨。他们之间的相互遣责，不时地见诸于报端。人民对他们越来越失去信心，并且担心国家迟早会出现新的暴乱。同年9月26日，吴努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退出总理职位，将政权交给奈温将军，要求他在6个月内举行大选。在奈温将军领导下的看守政府，给人民的印象，还是好的。当政党们看起来是懦弱的、摇摆不定的和不果断时，军队表现的是一种坚强、果断和有效。选举在1960年举行，吴努的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四、对果敢的影响
　　果敢在下议院的议员是杨振声。他在1920年出生在楂子树。先在果敢启蒙，后进腊戌教会学校。1931年转入掸族首领学校，直至高中毕业。他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在班上一直是第一名。他是学校足球、曲棍球的选手。1942年战争打断了他在仰光大学的学业。在蒋介石委员长的批准下，他在中国重庆大学外语部继续他的学业。1943年8月，他被召回果敢。战争后，他是果敢的总务处长。在他未被选为下议院议员之前，他在果敢拥有许多行政头衔。1950年10月，他将家属迁往仰光，他则去接受作为下议院议员的职务。
就象许多首都一样，仰光是缅甸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中心。在那里，在权利的走廊上，在议院的建筑内，许多决择就在那里作出。在议会的辨论，往往是激烈而又漫长的。报刊是民主的一种机器，报道也很及时。有很多报刊，包括缅文、英文报刊，他们的报道有深度、有水平。
　　仰光的社会生活，也是充满活力的。晚上有许多属于私人的舞会。有些则属于交际的，有些则属于俱乐部，是封闭式的，他们有一定的规格。要求参加娱乐的男女，穿着规定的衣服，以此作为对会员选择的条件。虽然英国人已经离去，但是，他们的制度，依然还感受得到，虽然已经是缅甸风味。
　　这些就是50年代，杨振声到达仰光时的情景。因为他生来就喜欢群居和好客，他很适应仰光的社会。在政治上，在议会中，维护和代表着果敢的利益。他还扩大和加强了与掸族及其他民族的友好联系，他维护着果敢的政治地位。他擅长商业经营，不久他就创办了自己的商业企业，计9家。其中有“缅甸东方银行，”股东多数是掸邦人士，他们相信杨振声理财的能力，以及他的作风正直和思维敏锐。
　　在他认识的朋友中，有政界的，有商界的，以及司法圈内的，都是国内杰出人才。由于他是议员，他进入了权势中心，成为缅甸杰出人士。他的孩子们，进入了英国教会中学，这个学校，是许多缅甸知名人士的子女就读的学校。杨振声在大学区137号的住宅，也是许多政治家居住的地区。比如有名的“30志士”中的波羊乃、《民族报》主编吴劳勇，也是“30志士”成员的波赛甲、波勤雅等，都住在这里。大学区137号，也是在仰光的果敢衙门。到仰光的果敢人，都会来拜会他。
　　137号，也是果敢学生，到仰光进大学或其他学校的临时落脚地。房子后面，有一个网球场，是掸族学生和从掸邦来的人的聚会处。在这里，许多重要的集会，会在这里举行。大学生们会把果敢事务、掸邦事务，以及其他一般政治事务，作为这里集会讨论的议题。学生们大致同意，缅人与掸人地位不平等的看法。他们也有对缅甸军队的反感，并倾向组织一个较为松散的联邦政府。仰光大学，传统上是政治运动的中心，由于这种潜移默化，果敢的大学生也深受其熏陶。
　　137号，这是一个忙碌的家庭，来来往往的人流，永远川流不息。
　　这些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你可以经常看到前来拜访主人的外国大使或知名人士的坐车，停在那里。在他家餐具架的一个大盘子里，装满了各种宴请的请柬，由此可以想象主人社交应酬之繁忙。杨振声和他的太太，都喜欢赌。他们对打麻将、玩扑克牌，比赴宴还更感兴趣。有时，也会例外地去参加宴会，比如涉及政治、外交关系方面的宴会。他和她都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大使举行并邀请的宴会，必须参加。但这不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是出于某种偏爱，比如中国大使宴会的菜肴饮食，不但很好，而是合他（她）们的口味。而美国大使的宴会，只有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是美国大使会讲中国话。
　　在仰光，杨振声是杨氏家族之长。在仰光的果敢大学生中，杨振勋，学医；杨振来，学数学；彭积德，学经济；彭积祥，学机械工程；杨振刚，学财政；杨振祥，学医；苏文虎，学地质。假期，在没有返果之前，所有大学生，都会集合在137号。在这一期间，杨振声会以家长的身份，与他们团聚，在餐桌上与青年们讨论各种问题，已经成为他最大的乐趣。讨论的题目，从大学的约会和大学的活动，到政治时事，讨论是热烈的，高兴的，充满幽默感。有时候，彭家富也会加入他们的讨论，当时，他在仰光一所中学读书。除了亲戚关系之外，他们之间存在着一般强烈的向心力。他们的讨论，从早餐开始到晚餐，有时直至晚上。
　　这一伙青年，让杨振声的太太周国芳感到：应该为他们寻找约会和新娘的对象。在她所认识的中国人中，多半是仰光华人社会圈里的中国人，她们有许多女士，但多半是广东籍，与果敢人的风俗、文化有差异。同时，她们太城市化了。对于从山上来的人，他们已是太先进了。杨振声和他的太太周国芳，专心致志地教给这些青年有关城市的礼仪礼节，这些青年对自己“乡巴佬”的表现，也不有自主地感觉好笑。然而，他们享受着大学的生活和仰光的市区生活。如果你沉醉于大学为你提供的派对、网球、帆船协会等等，你就会很少有时间去钻研学习。仰光大学有个传统，每年要从新生中选出一个肤色黝黑、长相漂亮的女生，叫做选“火炭”。每年，杨振声会买票，带领全家人，去出席大年夜的舞会，被称为“玫瑰舞会”，这个舞会是在茵雅湖大酒店举行的。去那里，几乎成了全家人的一个传统习惯。那是一个快乐、紧张和有浓厚节日气氛的聚会。
　　1958年我到仰光，住进圣约翰高中，为住宿生。那并不是父母的愿望让我远去而是我自己坚持要去。差不多我的堂兄弟姐妹，都在这个学校做住宿生。我们曾经在腊戌玩在一起，很自然的，我希望去加入他们的行列，因为他们已经搬到仰光，去继续他们的学业了。在仰光我接触了好多东西，新的学校、新的朋友和新的大都市的环境，与腊戌城市比起来，已经是两个样。我发现，在街上没有士兵。人们自由上街贮物或做他们自己的事情。这是我发现的仰光与腊戌最为不同之处。
　　我和我的堂妹，相处很好，我们一起看电影，看完电影又一起买冰淇淋吃。我和我的堂妹，参加了妇女导游协会。我们每个周末，会在美国图书馆新闻中心举行会议，这个新闻中心正位于杨振声叔叔家的对面。这个协会是各个学校联合组成的协会。这个协会的成员，几乎都是“循道英语高中”的学生，在她们之中，有个女孩子，大家都叫她“素素”。她的长辫子，拖到腰间；头发从头顶中心分往两边。她看起来是个文静和聪明的姑娘。她是这个协会的首领。她很用心、很努力地当担着这个首领的责任。有一个周末，我们在她家院子里举行欢乐聚会。当我们走进她家时，在她家房间左手边，有个大供桌，桌面中央放着昂山将军的遗像。至此，我才明白，素素的父亲，就是有名的缅甸英雄昂山将军。就是在那个时候，昂山素季即已表现出会有大作为的领袖风度。
　　昔波土司和他的哥哥昭甲总，是杨振声在领袖学校的好朋友，他们是137号这个家的常客。当昔波土司昭甲省来仰光的时候，不会住在其他地方，只会来杨振声家投宿。这种与掸邦其他领导人的紧密关系，是他们在学生时代就建立起来了。
　　另外一位常客，就是波赛甲，他是AFPFL的“经济沙皇”。他与杨振声之间，好像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两个的英文名字都叫“吉米”，两个都是精明的生意人，两人都有漂亮的太太，都喜欢戏剧和演出。在那个时期的仰光社交圈子中，最引人注目的活动之一，就是波赛甲大年夜的社交晚会，并成为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大家谈论的话题。
　　在AFPFL政治分裂的时候，果敢的票，一致地投给了吴努。因为这个总理，对掸邦的要求比较关注，并给过一些承诺，要为掸邦做些事情。1956年当吴努在东枝渡假时，他曾邀请掸邦土司们及掸邦在议会中的议员参加了一个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让土司们吐露关于军队行为给他们带来的苦楚。吴努向掸族首领们保证，关于军队的不良行为问题，他将会做一些事情。这样他就赢得了掸邦首领的好感和认肯。在选举后，吴努实行了他的承诺，安排掸邦土司们与昂吉准将会面。会见在昭孔求的官邸举行。会议开始，吴努对昂吉讲，掸邦首领们对军队的不良行为，感到不愉快。昂吉听了后，感觉很吃惊。根据一个与会者回忆，当时会场气氛肃然，似乎掉一根针，也可以听到响声。
　　这个事情指出，军队与掸族领导人之间的距离是何等之大。也就是从那时起，铲除土司的计划，开始加快步伐。另外一个使果敢站在吴努一边的因素，是受到昭孔求的影响。昭孔求是掸族中的政治家和演说家，杨振材和杨振声两人，均同意他关于土司与军队关系陷入僵持或无法调和时，与缅甸的政治家们至少还可以谈判的构想。缅人领袖和掸邦领袖发现，尽管他们之间在政治观点上存在差异，但是通过宪法途径，他们还是找到了缩小分歧的答案。所有掸族的领袖们，在传统价值观和大众学校影响下，以奉献和荣誉，保持着他们的议员地位。
　　不管怎么说，不仅掸族不满意，连克钦族、若开族、克伦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也只赞成一个真正的联邦制度，它不同于现在宪法中给予中央更多政治权利的联邦。1960年当吴努赢得大选之后，曾计划在未来的议会中，讨论修改宪法关于联邦问题的条款，在这个进步的脚步尚未跨出之前，1962年3月，军人政变，取代吴努政府，联邦问题从此被打入死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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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果敢对政变的反应
　　奈温将军领导的革命委员会，取消了上议院和下议院，中止了宪法，废除了高等法院，废除了各级民选政府及其职能机构，一律由军人接管，设立各种委员会，实行全面军人统治。吴努和他的部长们及议员们，还有司法方面的官员，以及差不多所有的掸邦土司，都被拘捕。在这个事件中，值得提到的是缅甸独立后第一位总统昭瑞泰的儿子米米泰，他死在互相交火之中。昔波土司昭甲省，在从董吉（东枝）返回昔波途中被拘捕，他们本是准备回乡庆祝结婚周年的。他的失踪，至今还是个谜。当时，仅杨金秀偶然得以幸免，因为昂吉准将不同意对果敢首领采取反对行动。……
　　1962年4月，革命委员会宣布缅甸社会主义路线，这是军人政府的政治宣言，目的是要建立缅甸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不管它的失败应该归咎于理论还是实践，但最终它给缅甸带来的是一场空前的灾难。在先后出台的一连串法律的强制下，所有私营企业，被收归公有，最致命的是，这些公有企业的经理职位，均有军人当任。同年6月7日，军队向仰光大学反对新出台的《住宿条例》而示威的学生开枪，许多大学生被打死打伤。军队还炸毁了学生联合会大楼，这个大楼曾是学生团结的一个历史象征，爆炸相当猛烈，连附近的建筑物也被震动，并宣布无限期地关闭仰光大学。
　　军人政变，推行社会主义路线，军队与学生的发生冲突，这些事情，当时在果敢的大多数人还不知情。当时的仰光，时局紧张，形势难以琢磨。1962年后期，杨振声觉得没有理由继续留在仰光，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是关注着形势的发展。果敢的大学生，如杨振勋、杨振来、彭积德等人，也在考虑如何应对戏剧性变化中的时局问题。
　　1963年2月8日，昂吉被从革命委员会中清除。他的离去，给果敢传递了一个不祥的信号，意味危险随时可能降临。杨振声于是立即返回果敢，以避风险，但他的太太和3个孩子，即女儿杨能强，儿子杨家贵、杨家华，依然留在仰光。
　　有一天，军事情报局（MIS）来搜查他的家，他们从早到晚的折腾，全家已经没有不被翻过的地方。在他们带走的物件中，包括一些仅存的关于掸邦和缅甸的书信，直至今日，这些书信，仍然还在军事情报局手里。后来，杨家贵、杨家华，也辗转进入果敢，与其父汇合。
　　自1959年后期，杨振材从土司位置退下来之后，一直闲居腊戌。虽然已退出政壇，但许多从果敢来的人士，还是来拜访他，这使他能够比较及时地了解果敢的情势与动态。土司与人民之间的联系，政治上已经不存在了，但人民之间仍然保持着密切的来往。果敢纯朴的人民，并不去理会什么权利转换的变革，他们只知道他们的土司，是被政府所逼而被迫交出权利。下面一句话，可以反映当时人民对他们的领袖的态度：“我希望见到你，就像喝水一样。”虽然已经退休，但土司仍然是领袖的象征。杨振材喜欢高尔夫球，是腊戌高尔夫球俱乐部的监护人。在那里他可以接触许多军方官员，他从高尔夫球场中，得到外部世界没有的快乐。外部的世界是不公平的，没有信用的和没有秩序的。但，在高尔夫球场中，则有纪律、道德（在高尔夫球中，你不可以欺骗，如果欺骗，那只会愚弄着自己）和荣誉。在政治中，当你选定要做一件事情，你不可能肯定其结果会是怎样？但在高尔夫球场上，只要你打得好，你就可能会赢，在这个游戏中蕴含着一种肯定性。杨振材还帮助那些来打高尔夫球的人，提高球艺。在这些人中，有一个是缅人青年，是帮他背球包的球童，名叫尼温面，后来他成长为缅甸国家选手，代表缅甸参加国际比赛。
　　当军人政变在仰光发生时，杨振材认为自己不会有什么风险，因为自己已经从政治上退下来了。1963年10月的一天，晚上10时，两个上尉军人来敲腊戌浦甘路3号退位土司杨振材住宅的门。自1959年退位之后，杨振材就一直住在这里。30多名士兵，将住宅包围起来。刚从仰光回来的杨振勋出来应门，军官很客气地对他说：“对不起！先生，我们奉命拘留你，请带上你的行李和一切应用物品。”当杨振材收拾好行李物品后，上尉接着问：“先生，你有武器吗？”杨振材回答说：“有”！上尉说：“请你拿出来”！杨振材拿出两支手枪和两条步枪。此后，他们就把杨振材带走了。
　　鲁璇珍对丈夫的被捕，非常难过。自从成为土司之后，杨振材把他的大半时间，投入果敢的事务之中，把照顾8个孩子的任务交给了她。她们的家庭，从1950年起，即移居腊戌。主要是方便于杨振材往仰光和东枝，履行公务。腊戌，好比一个歇脚的驿站，没有象自己想像的那样有全家团聚的更多时间。1959年交出土司权利后，杨振材有更多时间与家人团聚，这对鲁璇珍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第二天，家人收到了杨振材写回来的一封信，说他很好。鲁璇珍要求缅甸军方，让家人去见杨振彬，军方答应可以去探望。探望中，没有一个人更多地说什么话。
　　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杨振勋和彭积德，计划当天晚上回果敢。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鲁璇珍不断接到有关事态发展的消息。几乎就在杨振材被捕的同时，他们家的一位长辈杨文灿在大其力被捕。他们家在大其力和勐东的烟公司的人员、贷物、车辆等全部被扣留。针对果敢的行动，正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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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果敢的局势
　　当杨振勋和彭积德到达果敢行政中心大水塘新城时，杨振声已经收到关于杨振材、杨文灿被捕，以及最近连续发生的一系列事变的报告。由于土司被捕，激起了果敢反政府的斗争风潮。在此之前，果敢人对缅军尽管存有反感，但思想认识上还是比较蒙胧的，并没有想过要拿起武器，反叛政府。
　　土司被捕，充分表明，果敢并没有被排除在缅甸政府打击目标之外，虽然他们的打击目标本来是那些倾向民主、对他们造成威胁的势力。对此，果敢现在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聚集自己的力量，以应对可能发生的事变。当自己积聚了足够的力量，取得主动权之后，下一步就是与政府谈判，以解决彼此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拟定的谈判条件包括：释放被捕的果敢领导人；归还被扣留的烟土、人员及其他财产，因为这些财产属于果敢地区所有。
　　正式的说法，用杨振声的话说：“为了争取民主，维护宪法，从1963年10月起，我开始了反对所谓“革命”的革命。”果敢的革命势力，被称为“果敢革命军”，他的予头所指是：奈温的军人独裁政权。导致这场革命的主要原因是：军人政权推行不平等的大缅族政策，打压少数民族；以及因为军人政变阻挠修改宪法，反对实行民主。这样，就引起了大家普遍地对军队的不满。当土司把政权交还给人民之后，一旦人民的权利受威胁时，人民有权站起来保卫它。最后一点，少数民族对缅人推行的同化政策，十分不满。这种不满，早在1959年，就有掸邦人民起来反抗。
　　果敢反对缅甸军队的革命，得到发展，但这只是一种政治手段。在1959年底至1960年初，第一批掸族青年、克伦族青年和其他少数民族青年，多数又是大学生，他们都站出来对抗奈温政权。但到70年代，这种反抗运动，先后被商人、贩毒者渗透了，特别是在自卫队（戛戈也）时期。从那时起，掸邦革命的政治主体，被这些负面形象玷污了。
　　七、组 织
　　杨振声回到果敢时，果敢行政一片混乱，也没有正式的部队。行政内部的气氛是不健康的。杨金秀手下的人，只着重于做生易，而不注重服务于人民。他们之中还分成两派，一派是忠于杨金秀，一派是忠于杨振材。在果敢，杨振声好像缺少政治背景，因为他在仰光太久，离果敢领导地位太远。而果敢已出现领导方面的政治真空，地方头人们请求他来填补这个真空。在与地方头人多次讨论之后，大家决定成立民兵。不久，名叫“果敢革命军”的队伍，即发展到3000多人。部队士气高昂，都希望与政府撕杀一场。后来，部队整编为2000人，让一批人回乡去劳动。
　　在领导层特别是军队领导层中，有3种不同意见的人：一是参加过二战、有家有室、年纪较大的人；二是在新城受训过的人；三是新入伍的大学生。
　　第一种人的意见，不赞成使用武力。他们中的一些人，生意比从政更重要，多半又是忠于二小姐。另一种人即在新城受训过的人，比如苏文龙、杨振业、杨振新、彭家声、杨振纪（杨文灿三儿子）等，都是比较有能力的指挥官。在他们之中，杨振声最看好的是杨振纪，杨振纪是他的堂弟，是一位年轻、勇敢、永远只想到服务于果敢的人。另外一个是他的弟弟杨正勋（大六官），与杨正纪一样，没有家庭的牵挂，愿意为反对军人独裁奋斗，是懂得政治的人。在所有的指挥官中间，他完全信任的是杨振新和其弟杨振业。他们两人都是孤儿，是由杨振声母亲即土司太太蒋淑敏养大的。在土司太太的一生中，杨振新一直是她的侍卫。以上这些人，各自在自己的防区内指挥着200—300人的队伍。其中苏文龙是驻扎石房前线。1962年底，果敢正式宣布反对奈温的革命委员会。杨振声主要忙于处理地方行政事务。此时，政府军开始对果敢实行经济封锁，不准商贾进出果敢。当时，滚弄地区，由缅军任用的李跃鸿管理。李跃鸿原是杨振材的司机，经缅人策动，投奔了军人政府，为军人政府效劳去了。
　　缺粮和缺少其他物资，已越来越成为果敢的严重危机。不得不寻找其他途径，取得大米等物质补给。其他途径，无非是中国或泰国。虽然果敢的地位是中立的。但在这种迫切的需要之下，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由于彭家声与中国有着良好的关系，他被派去向中国有关方面要求，给予援助。但，中国拒绝了。果敢的地理位置，在战略上是有利的，但在经济上是有压力的。为了能够渡过难关，杨振声交给杨振勋一个任务；寻找一条能够取得大米和其他物资的路。1964年，杨振勋带着一部份人南下泰国。此行目的，不但要搞到粮食，而且还要搞到军火。在这次南下队伍中，有他最小的弟弟杨振来。在他们去泰国的路上，遇到了重重困难，包括与缅政府军的交火。令他惊讶的是：所到之处，都得到村民们的欢迎和礼遇，因为听说他们是果敢土司的后裔。当他们到达泰国时，驻在那里的国民党将军李文焕欢迎他们，给他们鼓励和尽可能的帮忙。
　　当时在果敢，有一部份指挥官对反对缅甸军队问题持怀疑态度。有人建议杨振声，整顿部队，让二战时期的人退休，训练一批年轻、爱国、热情和愿意献身的青年，这样，他就可以通过这批年轻指挥官，统领这支忠实的部队。但由于种种因素，他没有接受这个意见。因为他认为果敢实行的是防御战略，组建部队是一种力量的储备，并不准备用作战略进攻。下边第二件事，是他失败的主要因素。
　　尽管缅甸军方成立了以罗星汉为首的反情报机构，政府军还是无法得到有关果敢部队的真正实力，以及军队指挥官对杨振声的忠诚度的情报。果敢部队，被遥传为一支庞大的部队。政府遂派出使者，到果敢寻找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途径。杨振声派出彭积德、杨国智、苏文龙3个代表，到腊戌与军方代表会晤，讨论有关事宜。在腊戌期间，军方可能给杨国智、苏文龙某些方面承诺，与他们交换有关果敢部队的情报。彭积德对杨国智、苏文龙在腊戌与缅甸军方人员的某些过从，感到有所怀疑。回到果敢后，他将这些情况，向杨振声作了报告。但没有引起杨振声的重视，认为没有明显的证据。
　　当杨国智的行为引起怀疑时，苏文龙的品行更为复杂。杨国智，短小粗壮，有一地明亮的眼晴，有一付讨人欢喜的笑脸。虽然他的忠诚度是值得怀疑的，但他的表现却还让人可以接受。他有双重人格，曾得宠于杨金秀。苏文龙家族，曾经是龙塘的千总，祖先在衙门下边办事，已经好几代人，而且都很忠诚。还有他是被指定的第二线领导人选。是在新城受训过，并被确定为将送往仰光深造的人选。因此，从家族到他以往的表现，几乎没有理由对他的忠诚提出怀疑。有迹象表明：如果没有杨国智和苏文龙提供的情报，缅军不会冒然开进果敢。因为他们不熟悉果敢的地理情况，也不情愿在果敢境内用兵。
　　与杨振声接近的人，都感到不可理解，为什么杨振声对杨国智和苏文龙不采取必要的措施。人们分析认为，因为杨振声倾向以政治方式解决与缅甸军方的矛盾，他的道理如下：要打战，即便你的人愿意打，还需要武器和弹药，如果没有外援，仅靠果敢的实力，不可能坚持太久。同时，他也熟悉缅军战略，即“用果敢人打果敢人”。即便要流血，只会是果敢人流血，缅人不会去流血。还有另外一些人推测：因为他是一个承受着很大压力的人，因此，不能做出理性的决策。
　　缅甸军队从杨国智和苏文龙那里得到可靠情报之后，对用武力占领果敢感到很有信心。1965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300名缅军士兵，他们在苏文龙的帮助下，直抵新城。因为当时，苏文龙驻防在最前线，而且已经投降了缅军。几天以后，彭积广带着200人的队伍，也向缅军投降了。当苏文龙和杨国智向缅军投降时，杨振声并不感到意外。但，彭积广投降时，他却感到担心了。他在想：他的这些军官，下一个又会是谁背叛他？其次，他接到报告，通往江西的7个渡口，有6个已被缅军封锁。如果杨振声不采取行动，他们将面临被包围和被屠杀的危险。对此，他召集了一个紧争会议，决定向北转移。当天晚上，新城一片混乱。当转移命令下达，阿妈叫孩子，孩子因恐惧而哭泣，限入一片恐慌。好像世界大战又发生了一样。当晚杨振声带着部队和家属共约600人，向西帕河西岸转移。于4月30日抵达滚掌。在当地一个头人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个未被缅军封锁的渡口，西渡萨尔温江，进入克钦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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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逃 亡
　　当这批人到达克钦地区时，受到克钦独立军KIA和掸邦独立军SSA官员们的迎接，并与他们举行会谈。讨论的问题主题是：下一步要做什么？KIA和SSA都愿意帮忙及合作，如果杨振声将使用武力抵抗军政府的活。杨振声可能会对他们说：“如果我要抵抗的话，今天我会在果敢。”这个问题，此后也就不再讨论了。这批人，在克钦地区大约逗留了1个月，缺粮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情况已到不能再延续下去了。当时，在他们附近，住着一支国民党残军部队，国民党军官向他们提出建议，还是南下泰国。到那里他们的安全可以得到保障，待安置下来，再计划下一步做什么。由此，与在泰国的三军军长李文焕取得了联系，李文焕同意国民党军官的建议，并安排国民党残军为他们带路，南下泰国，开始了流亡。
　　这种离开，被理解为暂时的，最终他们还是会返回果敢。在这支庞杂的队伍中，有杨振声两个儿子，一个是15岁的杨家贵，一个是13岁的杨家华。另外，还有杨振徽（大五官）和他的妻子及其年仅12岁的儿子；杨金美和她的7个孩子；杨金秀15岁的儿子吉甫。
　　张德茂，一个其中的流亡者。对这次流亡，特别是从克钦地区的绿水，到泰国的唐窝，几乎走遍掸邦南北的大流亡，曾作过生动的描述。应该被记得，这批流亡者，最初并没有想到要南下泰国。张德茂（译注：张学贤之子）的描述是这样的：
　　“这支流亡的队伍，大约1000人左右，包括妇女、儿童、士兵及带路的200人的国民党残军，还有1000匹左右骡马牲口，像蚂蚁一样，在江河峡谷山林间爬行。缅军很容易从飞机上辨认出我们。所以，决定晚上走路，白天休息。”
　　“我们不煮饭，因为飞机会从炊烟的升起，发现我们。白天我们躲在树林深处。我们走到莱岛山，从那里南下，到了当阳。莱岛山与当阳之间，是一个大平原。此时，缅军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似乎炸弹随时都可能落在我们的头上。因为是白天，整个队伍都很紧张。当我们离开当阳之后，缅甸军队改变了战术，他们不用飞机，改用地面部队跟踪我们。他们大致与我们保持着两个小时行程的距离。穿过当阳以后，我们到达莱际山。当时，天已黑，而且下着倾盆大雨。因为我们家孩子多，所以我们把杨金秀的儿子吉甫，委托杨振徽舅舅家照顾，因为他家只有一个儿子。当我们走下莱际山时，缅军开始向我们的后卫部队开火。听到枪声，妇女和孩子急着往前跑，而缅军则继续追赶我们。此后，一路上几乎都是这样。有时，几天也找不到食物。孩子哭到哭不出声，大人则累到喘不过气。我们只能用自己的手可以碰到的山茅绿叶充饥，比如芭蕉树、玉麦杆，甚至稻草。这种被追逐，持续了好多天，直到抵达那坡梁。因为没有其他通道可以走，我们只好攀登翻越这座山。这个山没有水，也没有可充饥的东西，甚至连草都不长。当部队向缅军追兵开火时，妇女儿童以及骡马牲口则往前爬山赶路。为了解渴，一些人是喝牲口的小便，一些人则喝孩子的小便，一些人则干脆喝自己的小便，那是恐怖和可怕的一天。有些人到山上去找水，发现有个较大的山洞，以为里面会有水，他们就爬了进去，结果，再也没有看到他们爬出来。其他人因为没有见他们爬出来，以为他们找到了水，也跟着爬了进去，同样，再也没有见他们爬出来。就这样，我们损失了很多人。同时，也因为干渴和过累，还损失了很多牲口。我们中还有一些人，是因为感染了疟疾或受伤而死去。行进中，有时运气好，我们会得到一些食物。有时，穿过玉米地，我们就以生玉米充饥。我无法向人形容，饥饿和疲劳会令人做出什么？所有的时间，每一个人都在挨饿。我们用了两个月时间，才抵达泰国边界。为了躲避缅军的袭击，我们不能走大道或公路，只能走山间小道。当我们快要跨入泰国边界时，我们的军队与缅军发生了激烈战斗。那是在夜间，我们想通往泰国的路可能已经被缅军截断，也许我们永远到不了泰国。但是，由于随行的国民党军熟悉地形，总算把我们带到了安全地带。第2天上午，我们又与缅军发生了一次遭遇，但这已是最后的一次遭遇了。当我们跨入泰国领土时，缅军放弃了他们的追赶。当我们到达唐窝时，我们的家庭又团圆了。虽然我们很疲惫，但我们为还活着而欣慰。在这里，我们又见到了分别已一年的杨振勋和杨振来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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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内 战
　　果敢革命军中的年轻人，对不发一枪就交枪投降之举，深感惆怅乃至不满。其中，跟着他的指挥官彭积广而被迫投降的彭家声，在1965年7月腊戌的一个聚会上，对缅甸军官向果敢投降官兵发出的羞辱性挑畔，倍感忍无可忍，怒火中烧。于是，他下定决心，重返果敢，并拿起武器，展开游击战争，洗刷民族的耻辱。最初，跟随他的只有30多人，后来，许多志愿者纷纷加入他的队伍，这支民族武装开始壮大起来。对此，缅甸军政府曾派罗星汉到果敢，镇压彭家声的反叛。但几次交火，都是彭家声获胜。在1966年至1968年间，果敢局势相当混乱，果敢变成了一块群雄争夺的馅饼。当时，果敢主要有政府军及其罗星汉的戛戈也自卫队，有彭家声领导的民族武装的“果敢革命军”，他们之间不时发生交火。由于政府军及戛戈也的实力，明显超过果敢革命军。最后，彭家声为保存有生力量，被迫退入中国，以求再图。当彭家声向中方要求给予军事和物资援助时，中方同意了，条件是要他接受缅甸共产党领导。那个时期，中国与缅甸关系，由于在仰光及缅甸其他地区发生大规模的排华反华事件，显得非常紧张。
　　当杨振声到达泰国后，他宣布有意退出领导岗位。跟随他流亡到泰国的部队，对此感到异常失望。究其原因：一是不放一枪，就放弃了果敢；二是在历经千辛、长途流亡之后，他们的福利及他们的前途，尚无着落；三是多数人不愿意离乡背井，寄人篱下，只情愿在家乡奋斗，那怕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这种情绪，是终发展成为一个以杨振业为首的叛变事件。杨振业发誓，要重新收复果敢。但是，只有少数人跟随他；他带领着50人的小部队，离开了杨振声。1966年，杨振业回到果敢，与彭家声汇合。当时，罗星汉及他的戛戈也自卫队，以新街为基地，控制着东山区。杨振业部，则占据着西山区。彭家声部，则控制着果敢北部。罗星汉部与彭家声、杨振业的联合部队，发生过很多次交火。
　　在泰国唐窝，李文焕劝杨振声：“部队是很必要的。”因此1967年，杨振声的弟弟杨振勋（大六官）带着足够的人及武器，返回果敢。在果敢北部与彭家声部队汇合。在这个时期，彭家声部队与杨振业部部之间，已经发生矛盾，最后杨振业背弃了他的誓言，投降了缅甸军政府。果敢戛戈也自卫队和缅甸政府军一起，与彭家声、杨振勋的新的联合部队，在果敢境内，多次发生交战，双方均有惨重伤亡。其中，带有决定性的意味的一场战斗，发生在果敢西北部的勐乃坝，此役打了7天7夜。最后，不久前投降缅政府的杨振业戛戈也部，在缅军驻滚弄第39营的全力支援下，赢得了这次战争。杨振勋不仅被打败了，而且失去了他的武器、军需补给及全部财产，他只好带着溃部，退往江西克钦地区去了。当时，彭家声和他的部队，很多天断粮，最后他们退入中国。在他退入中国之后，彭曾写过一封给杨振勋的信，要求杨振勋加入他们。信中提到：中国愿意提供支援，在他们接受缅共领导的前提之下。彭家声还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别无其他选择，建议杨振勋也来加入。现在的杨振勋，已经完全崩溃。他有人，但没有武器弹药，还能支持多久，成了问题。对彭的建议，他作出了分析。认为他的土司背景，不会为缅共所接纳。还有，当时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其次，诺相，1949年失败退进中国时，果敢曾经拒绝过他的借道请示，难免留下某些恩恩怨怨，现在他又与缅共一起出现，对果敢革命军来说，好像不会带来光明的前景。
　　当他正在琢磨这些问题的时候，缅政府利用长箐山戛戈也自卫队首领（李成兴），与其参谋长彭积德取得联系，对彭说：“如果你们投降，缅甸政府准备接受你们。”1968年8月的一天下午，彭积德去会见杨振勋，会见是在一片竹林中。彭对杨振勋说：
　　“我要对你说，这是我对你最后一次建议。我认为，我们打也打过了，看起来没有什么意思。现在粮食也没有了，在这里已经无法坚持下去了。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是已经决定去投缅政府了。”
　　杨振勋听后，结合他原来的思考，最后，决定与彭积德一起，去投降缅甸政府。1968年后期，他向腊戌军区司令投降。25年之后，杨振勋感概地把这个决定说成是：他“一生中所犯重大错误之一。”
　　缅甸军队对果敢的政策，是欺骗和玩弄阴谋诡计。所有缅甸军人都希望如果需要的话，用武力征服果敢及其他少数民族。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在平等互信、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以宪法来建国。当土司被拘捕之后，讨好缅甸军政府的活动，曾在果敢出现并存在一段时间。一些果敢青年，被招募去接受为军方服务的训练。已经有一些人，比如李耀鸿、何绍昌、赵启昌（1974年成为代表拱掌的国会议员）等被引诱。就象前面提到的王崇德、杨振瑞事件，从果敢人的观点看，招募果敢青年参加缅军，纯粹是军人的一种虚假的政治装璜。在归附投降缅政府的这些人中间，对缅甸军人服务得最好的是罗星汉。
　　为了对付在果敢发生的革命，缅甸军政府开始在腊戌组织了一个反土司组织（青年前进委员会），但他们“反土司”的宗旨，没有保持多久。1968年他们的目标，即开始转向直接对付缅共。1965年，罗星汉应缅政府的“要求”，成立一支自卫队，为军方提供有关杨振声部队的布防、军事设施等情报。罗星汉的自卫队即戛戈也，以腊戌东郊为基地。这是缅军一个传统的“分而治之”的政策，目的在于煸动果敢人自己打自己。是缅甸军队种下的内战种子。这种将果敢人分裂的政策，好象至今还在继续。
　　1968年，彭家声在缅甸共产党的旗帜下，重新出现。当彭家声进入中国，要求军事援助时，中国基于“果敢是缅甸的一部份”这个原则，劝他参加缅甸共产党。彭家声会见德钦巴登顶之后，彭家声及其所部，开始接受思想理论和军事上的训练。其中军事训练包括游击战和单兵作战训练。彭家声的果敢部队，起初在镇康铁石坡（即大石桥）训练。而彭家声、彭家富等，则到北京，接受更深层次的训练。1968年，装备后的果敢部队和其他缅共部队，先后重新进入果敢。他们与缅军的第一次交火在班永。然后，又包围拱掌驻军。在两个战略据点扫清并被占领之后，整个果敢北部，落入缅共领导下的果敢部队控制之中。这个胜利，加强了他们的信心。他们继续向西南方挺进。在这里，他们遇到缅军和戛戈也的顽强抵抗，激烈的战斗，在石门坎、红石头河和大水塘打响。其他的战斗，也在老街、19棵桩（牛坪子北侧）等地打响。当这些战斗进行之际，缅共的其他部队则截断了滚弄至新街的缅军及戛戈也的补给线，缅军及戛戈也被迫南撤。这样，缅共领导的果敢军队，就一步一步地占领了几乎全个果敢，缅军及戛戈也也只好退守滚弄。
撤退时，罗星汉强迫人民迁往腊戌。他们焚烧村寨，包括当时果敢的首市新街，实行焦土政策。从此，果敢人又开始了第二次大流亡，大约有3000多户，15000多人沦为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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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内战的影响
　　1965年至1968年所发生的事变，对果敢人民是一种很大的伤害，其中伤害最大的是强迫他们背井离乡。因为他们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最大的打击。许多迁往泰国或缅甸本土的果敢人，几乎都面临着一无所有的恶运。
　　这些3000多户15000多人的难民，被迫生活在一个他们所不熟悉的环境之中。而这次搬迁的主谋者罗星汉，也不能提供给他们足够的土地来安排他们。1964年6月，杨振材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被释放。许多逃难者来向他求助。当杨振材帮助了第一批人，而对此后接踵而来的求助者无法再帮忙时，对他来说，要打发他们走，简直是一种苦涩难言的痛苦煎熬。
　　当那些投降的指挥官，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腊戌的土司的住宅时，他们中的一些人感情激动的向土司道歉他们的失职，这些人不仅是土司的亲戚，而且是在衙门供差好些年甚至好几代，对于他们的忠诚，土司没有理由怀疑。这里面最不近人情者，要数苏文龙，他从来不曾跨进土司在腊戌住宅的门坎。
　　杨振材承袭父职出任土司之后，1948年间，有一次他到大水塘街打麻将，一玩就是五天五夜不回家。其夫人鲁璇珍派人把他叫回来，一进门就受到其母蒋淑敏的严厉训斥：“我从来还没有听说过，身为土司，竟然放弃公务，打麻将打到一街！地理先生有过预言，说杨家王朝只会有8代的气候，说不定败丢杨家王朝的人就是你！”
　　当他一个又一个地接见那些投降的旧部时，杨振材心里会怎么想？他是否记起他的母亲的预言？他是否真的见证了他的祖先建立起来的王朝的崩溃？不管怎样，杨振材从来就没有从这次社会大动乱的打击下恢复过来。
　　1971年，当杨振材在血癌病魔缠绕的冥留之期，苏文龙总算露面了。他亲自登门拜访他。杨振材以坦然自若的神情，接见他。这个促使果敢起义崩溃的“工具”，现在来看望他的首领了，首领则依然如故，以礼相待。是因为在生命的某一个时期，人们对于道德的观念，感觉已经不重要了呢？还是因为历史的原因，使杨振材认为政治实在太复杂了呢？好与坏的区别已经退色，进入了一个模糊的境界。1971年，杨振材去世，终年54岁。大动乱的灾难，使他身心备受摧残，乃至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不管苏文龙与军方达成什么协议，他的背叛使杨振声的果敢革命事业崩溃了。但是，他并没有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奖赏，因为相比之下，缅甸军方更加青睐罗星汉。罗星汉智胜苏文龙，取得缅甸军方对他前所未有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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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流亡的结果
　　随着杨振声部军官的投降，以及缅甸军队不断地到来，果敢境内陷入一片混乱。在国民党残军一部的带领下，杨振声及其所部经过长途跋涉，抵达泰国唐窝。在路上杨振声非常痛苦，他的精神状态已降到最低点，他不能接受苏文龙对他的叛变，以及整个部队的崩溃。
　　在这次动乱中果敢民众的流亡，包括到泰国以及掸邦各地，是史无前例的。从前，果敢人民很少外出或到他方定居，他们对这突如其来的事变，既没有心理准备，也没有物质准备。他们所熟悉、所拥有的生存技能，在果敢以外的他乡，已经无法适应。当他们的领导人，也只是国民党残军的客人时，他们几乎没有可以求助之处。许多革命组织包括掸族、克钦族、果敢族等，一齐聚集唐窝，接受国民党残军的保护。
将果敢部队分裂为两派的阴谋，削弱了果敢的政治地位。罗星汉虽然得到政府军的支持，但只享受半官半民的地位。这种地位，有随时被军方取消的可能。杨振声虽然与国民党有很好的关系，但他只是一个没有地盘的流亡者，可以说他的政治前途暂时消失了。说得好听一点，他的政治前途尚不能肯定。只有彭家声，在缅共的领导下还保持着一些名誉。他和他的弟弟彭家富，才是真正有才干的指挥官，在缅共的政权内受到尊敬，虽然他们没有成为缅甸共产党员。
　　当那些迁徙到缅甸国内的果敢人，为了求生艰苦寻找机会的时候；那些迁徙到泰国的果敢人，生存发展的机会，也十分有限。有的选择栖息遥远的山区，从事农业生产；有些则潜入大城市比如清迈，去从事城市苦役工作，或为家庭工及仆人。有些年轻女孩子，干脆走捷径，去当妓女。因此，在泰缅边界两边，果敢人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和方向。现在这些人，已经流散到世界各地。当年轻一代，已经适应他们所在国生活环境时，那些年长的和曾经经历动乱的人，仍然还是无法弥合他们心理上的创伤。
　　十二、果敢与人民民主党
　　当杨振勋在腊戌向腊戌军区司令投降时，杨振声对果敢尚存的一点微弱希望破灭了。在唐窝，他有大约50个人，这些人还接受他的领导。这些自由斗士，发觉他们没有金钱，也没有武器，他们的生存受威胁。为了生存，其中10个被分配去种谷子；10个人在国民党营盘内做苦工；另外10个，则从事屠宰畜牲工作。他们每人每天，只允许用1銖泰币。当时，杨振声在一些掸族朋友帮忙下，出任了清迈宁康大酒店经理的职务。
　　虽然生活很困难，但这些人用坚韧的意志，忍受着物质的苦。他们认为，现在的苦，只是暂时，是为革命、为人民、为家乡而吃苦，他们总有一天要回到自己的故乡。因此，1968年至1970年，他们一直坚持住在唐窝。
　　不管怎样，杨振声到泰国，给了他与克钦族、掸族建立友谊提供了机会。虽然有过在果敢的“崩溃”，但他并没有失去他的目标。1966年，他成为掸邦军事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他与国民党军和克钦族军，建立关系。与当时克钦独立军（KIA）总司令昭相，关系非常密切。1966年10月，吴努及其他被捕的政治家被释放。奈温在与吴努及其他的人商量后，成立了内部团结顾问联合会（IUAB）。6个月以后，联合会向奈温呈交了一份关于移交政权的报告。报告建议将政权交给一个由军人、政治家、少数民族代表组成的政府。奈温不接受这个建议。
　　不久，吴努出国。他说：“奈温无意将政权交还人民。”在伦敦，他宣称：他有意组织军队，把奈温军人政府搞跨。不久，他即在泰缅边界，建立了基地。这些事态的发展，给杨振声精神上很大的鼓舞，他将可能再度为吴努效力。在吴努的流亡政府中，有波阳乃、吴劳勇、菠莱雅。杨振声认识他们中的许多人。10年前，他们在仰光是有钱有势的人；今天，在丛林中，他们是战斗在一起的同志。在他们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同志情谊。由于吴努对杨振声在少数民族中信誉的认肯，特任命他为“爱国解放军东部军区司令”，这支军队属于议会民主党（PDP）领导的武装。
　　有了吴努的支持，杨振声产生了建立一支掸族部队、最终收复掸邦的计划。但是，由于他不会用人的缺点，以及武装组织与武装组织之间，缺乏互通情报的机制，结果，他的计划没有得到施展。吴努和PDP流亡政府，也由于存在大缅族主义倾向问题而难有作为。吴努无法满足克伦和勐族关于脱离缅甸联邦的请求，因为1948年宪法说“若不满意，10年后可脱离联邦”一款，仅特定指掸邦，并不包括克伦和勐。就在此时，泰国重声，不允许吴努在泰国领土上从事反对缅甸政府的活动。1973年，吴努将主席职位，交给波莱雅，PDP因此没有存在多久。民主党消失后，杨振声仍然留在清迈宁康酒店当他的经理，那是一个他所能依靠的职位。在他任内，他曾接待过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李光耀喜欢用普通话与他交谈，而不是英语。在他仰光家里书橱中，还保留1张他接待英国爱丁堡伯爵的照片，那是他从流亡生活中带回来的少数纪念品之一。一个知名度高的大酒店经理，被视为是一种高尚的职务。对与缅政府有邦交的泰国来说，让一个政治避难者在这种地方任职，难免十分尴尬。缅政府曾向泰国提出抗议，因为泰国允许缅甸反政府势力在泰境的反政府活动。由于泰国对此摇摆不定，因此，给了这些反政府势力在泰国生存的余地。
　　但是，杨振声的好运不长。一天晚上，一批泰国移民局官员，来到酒店。开始，他们似乎只是搞点挑剔骚扰，并没有引起杨振声更多的警惕。当杨振声露面时，他们即指控杨振声是非法入境者，并将其拘捕。在泰国监狱的第一夜，他躺在什么也没有的地板上通宵达旦。当天晚上，也许他有时间回忆这些动乱给他的人生带来的沉浮。
　　尽管如此，在一个法国记者的帮助下，他取得了难民身份，离开了泰国而前往法国。流亡法国的生活很简单，在一个餐厅当洗碗工，挣钱供孩子们上学。他曾打算移居美国，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入境签证被拒绝，他与在美国的孩子们团圆的希望破灭了。
在他去法国时，他将部队留给杨振纪（杨文灿三儿子）。1979年，杨振纪被已知的预谋者行刺身亡，这意味着果敢革命军的历史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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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现 在


　　一、果敢与缅甸共产党
　　果敢与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都维持着中立。自从1965年果敢起义，以及在仰光和其他缅甸境内出现的反华排华事件，将果敢带进了缅甸共产党（BCP）的领导之下。早在1965年，果敢曾向中国要求援助，但被拒绝了。两年后，在1967年，当中国与缅甸关系恶化时，中国同意支持果敢，条件是要接受缅共领导。对果敢来说：接受缅共领导，主要基于缅共是反对奈温军人政府的立场，而不是主义。比如“奈温—缅甸的蒋介石，一定要跨台”！ “打倒反动的奈温军人独裁政府”等，是当年果敢战士中最流行的标语口号。
　　1969年4月，整个果敢落入缅共统治之下，行政中心由新城移到中缅边界沿线的杨隆寨。1968年—1972年，行政权主要操在彭家声手中。他掌握着政治、司法和财政权。在之后几年，接任他的是一个缅人和一个名叫黄文兰的中国姑娘。彭家富成了一个有能力的将领，领导过100多次对抗缅军及戛戈也的战斗。当时的果敢县政府，一是行政，二是司法，三是财政，四是治安。其中财政下设两个组，一个组驻老街。由杨茂安负责；一个组在贵概地区，由刘国玺负责。治安保卫，由500人组成的县大队负责。
　　1967—1969年间，果敢经历了一场大迁徙，当局势稳定下来之后，许多外迁村民，逐渐有所回迁。当时，从农业获得的税收主要是鸦片税收，1969年，以果敢为基地，缅共继续它的军事计划。1970年佤族地区和勐冒被征服。同年11月，半伞被占领。1971年11月攻打滚弄，虽然投入3000兵力，但没有成功，最后因伤亡惨重而放弃进攻。1972年在占领了半伞和半阳之后，半伞成为缅共中央总部。1976年，战争进入了一个对峙时期。虽然在前线仍有一些小接触，但大的战斗已经没有了。此时，才感觉人民为战争付出的代价是何其惨重，特别是从经济和社会方面，更表现得突出。年龄超过14岁的男子，即被派出当兵。在果敢，男子是主要的劳动力，这就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这样一来，只好由一些年纪尚小的孩子，来代替本来应由他们的父兄所做的劳作和家务。学校很少，尽管有几所，但几乎都是空的。这样，使整整一代人，失去了他们应该获得的文化知识。
　　果敢在缅共统治下的21年，都是处于战争时期。唯一的成果是使果敢摆脱了缅甸军人政府奴役性的压迫，不像掸邦其他地区一样，仍然被军政府所压迫。虽然，果敢的领导人们，在缅共军队中担负着一定责任的职位，但没有一个成为缅共党员。
　　80年代中期，果敢的领导人们，对缅共中缅人的领导，越来越不满。其原因主要是：缅共领导只看重缅人干部，轻视少数民族干部，这是一个在其他缅甸革命中流行的通病。1989年3月，彭家声部在缅共所属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部队的支持下，在勐古发动了一次不流血的兵变。两星期后，由佤族领袖赵尼来领导的另一次兵变，占领了缅共半伞总部，并扣留德钦巴登顶。两天之后，德钦巴登顶被流放中国。由果敢人、佤族和掸族组成的这支前缅共武装，改组为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
　　通过以下的几次会晤谈判，果敢与缅甸军政府达成了和平协议。一次是1989年4月17日与军事情报局的顶温上校；一次是在老街与东北军区司令蒙甸准将；一次是同年5月14日在滚弄，与军事情报局总长钦纽准将。1990年1月3日，果敢与缅政府达成协议：政府承认果敢为缅甸掸邦第一特区。彭家声是军队和行政主要负责人。另外，还给果敢部队1000名员额的薪饷及补给。根据协议，缅政府军进入果敢，必须得到果敢方面的批准，而且不得携带武器。换句话说，果敢的自治得到了承认。
　　1989年后期，同盟联合阵线在（Mang Nam）孟南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呼吁以和平、民主的政治方式来停止战争。果敢的人口90%以上是汉族，但从种族特点看，不希望诉诸武力，还是希望用政治方式解决问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60年代的起义等事变中，即可得到证明。
　　14年以前，即1974年1月4日，缅甸曾通过一部新宪法，取代了由昂山及其同伴们制定的原宪法。不久，举行了大选，选出了450名人民议院代表。在他们之中，有1名代表，代表的是果敢县拱掌区，名叫赵启昌。赵启昌究竟基于什么样的基础和经过什么样的法律程序，被选了出来？这只能归根于缅甸所谓“社会主义”的善于创造。赵启昌，籍贯果敢北部慕泰，这一点是真的。但，他所代表的选区拱掌，自1968年起，即在缅共统治之下；其次，他本人也不住在拱掌。所以，他所代表的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选区。还有，BSPP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所领导的政府，在没有征询果敢人民的意见的前提下，一厢情愿地把果敢划分为两个镇区，即所谓“滚弄镇区”和“拱掌镇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