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构建国际政治学写给王沪宁同志的一封信

泛海一舟

    这里说的很清楚：“超越经验的理论”是破解传统形而上学之后得到的。人类为了获得这个真理，已经花费了近三千年时间，“超验理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得到的。简单地说：所谓“超验理论”，只是指明了最大普遍性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善”，这个“善”是无须经验的！
    当形而上学开显之后，超验理性具备了真理性特征，超验理性一直是趋向于“善”的事业，趋向于“善”是所有社会共同体都不可缺少的，因而真理性就从此生发了。在超验领域，真理性具有绝对性，在经验领域，真理性具有相对性；所以真理又表现了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绝对性的目的是趋向于“善”无可非议，相对性的目的是根据具体情况趋向于“善”，包括国际共同体、国家共同体在内的一切社会共同体都在相对性中存在。在此，绝对性只表示了一个最大普遍性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已经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才称为绝对性。相对性内涵了所有的包罗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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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白显云跟王沪宁套近乎，人家不怕，你怕什么？
    至于说王沪宁搭不搭理，是一个关系到方方面面决策问题，作者不一定要求搭理。
    但是一点可以肯定：它作为一个历史性文献已经存在了！

    在此之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提出彻底推翻西方的“人权理论”，这是第一人。
    况且西方的“人权理论”远远落后于现在提出的理论，例如：现在提出的理论第一层次的第一基准是“超验真理性”，第二基准是“人道理论”，第三基准才是“人权理论”。
    这里提出的理论有三个层次，第二层次是主权国家理论，第三层次未能展开。西方的“人权理论”只有一个层次，比单纯的西方“人权理论”强多了！。

    这个理论不仅你不懂，学者们也很难搞懂。不过我相信，国际社会运用这个理论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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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该文章对目前缅北华人民族武装有多少参考价值？文中提到的缅甸是不是真正的主权国家？提出疑问的原因是当今运用的国际政治理论没有这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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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运用的国际政治理论对主权国家没有规定，才出现了缅甸这样的国家持续了60多年内战的情形！更不要说新出现的难民问题和恐怖主义了。说明当今运用的国际政治理论已经不合时宜，需要用新的理论代替。
      如果按照这里所提出的新的理论观点的话，不符合建国程序、不符合历史传统、不符合建国民意的缅甸国早就应该解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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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笃信他们的价值观念是正确的，视为世界政治民主的典范。根据本文的论证：西方的价值观念并不完全正确，而且存在着失误。从此西方的笃信就失去作用！西方的行动也就失去了理性。因为这里进行了严密的论证，西方人也可以进入辨论，如果有反驳意见的话尽管反驳。
      以美国为首的以西方价值取向到世界各处去发动战争，目的是按他们的目标改造世界。现在发现其基础理论还不完备，是否该停一停了。构建合理的国际政治运作理论必须是正确的、完备的，只有在此理论基础上构建合法的体制才是根本的。构建国际社会合理合法的秩序是从国际社会的管理中得到的，而不是到处发动的战争中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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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社会制度是否正确，不仅仅是个体人基础上的“人权”就能决定的，而是由“超验真理性”、社会共同体的“人道”和个体人基础上的“人权”组合而成的。美国人的行动在人类社会基础理论还未能成熟的条件下盲目行事，例如“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美国到处干预一些的国家，不惜采取各种手段，向他认为正确的民主制指引，就力主发动战争，或者代理人战争，发生了战争动荡。都违背了人类社会基础理论的第一条“超验真理性”的规定。“超验真理性”认为不论是谁，不论是实行的那一种社会制度，都必须向善。所以“超验真理性”的向善有“最大普遍性”，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不论是现在还是未来，向善包括所有的人。然而美国的行动导致世界动乱，就不符合这一条。
      社会共同体的组成根据文化、宗教、习俗有多样性。美国总是把自己的模式加到别国头上，看谁谁不顺眼，则违背了社会共同体存在的多样性这一条，也形成了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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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说“人权高于主权”，中国有些人不认同，如果我们把“人权高于主权”改称为“普遍地没有人权也就没有主权”，二者都会认同的。
        现在缅甸军头对待少数民族的手段是“普遍地不给人权”，那么，它在什么程度上体现了主权呢？主权是人民给的，然而在普遍地没有人权的情况下主权也不存在了！
        所以，制裁缅甸是理所当然的、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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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性的善是一个以“一”统“多”的理论，在“最大普遍性”的“一”上来统一“多”；也就是说善是“一”，各个国家的具体政治体制是“多”。
自从计划经济失败之后，全球都在走市场经济之路，导致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经济一体化又需要全球政治管理的一体化来管理，以达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谐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在此的国际政治基础理论为全球政治管理作准备的。
然而，每个国家的具体政治体制是“多”，现在习主席提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造性地构建中国政治体制，是个非常重要的值得肯定的举动。每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可有所不同，我们创造性地构建新的适用于自己要求的最佳政治体制，是对世界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创造性地构建中国政治体制与计划经济时期有本质的不同，是个纯政治体制。
回顾以前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体制在革命斗争中发挥出的作用中证实了具有强大的力量，在今天建设强大国家的道路上同样可以期待发挥作用。
与此同时：各国政治体制的竞争也拉开了序幕，一个国家的强盛不仅是个经济运作的成就，也是个政治运作的成就！就建设强大国家的要求来看：创造性地构建中国政治体制是完全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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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国际政治学在超验理性的“善的最大普遍性”之上产生，在此之上建立国家之间的新型关系，特别是大国之间的新型关系，是促进国际社会走向和平稳定的必由之路。
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导致各国人民相互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的同时，也会出现一些分歧。合理的国际政治理论正是处理这些分歧的依据。目前西方主导的“人权理论”已经不能适应时代要求了，需要更新换代。新的国际政治学出现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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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人权理论”是从个体人开始的，中国的“人道理论”是从社会共同体开始的。根据社会共同体与个人的关系：社会共同体的权威高于个人的权威，但社会共同体必须给予个人普遍的权利，当社会共同体给予个人的权利与社会运作相适应时：社会共同体的权力和个人权利相一致了。因为每个个人的生活状况都离不社会共同体，当社会共同体的权力保障的同时也保障了个人的权利，其中权力和权利是互相对应的。一旦只强调个人的权利而忽视共同体的权力时：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简单地说：一个国家如果普遍地不给人民人权，一定会人权影响主权，说明其主权是不合法的。例如缅甸普遍地不给少数民族人权，说明这个主权国家是不合法的！从这里让我们去理解社会正义，行使社会正义，我们就能在处理国际事物中赢得道义至上的话语权！
西方说“人权高于主权”，中国也些人不认同，如果我们把“人权高于主权”改称为“普遍地没有人权也就没有主权”，二者都会认同的。如果说，西方把“人权”与西方式民主体制挂钩，颠覆其他国家政权，在理论上还得越过社会共同体这一关。无法越过社会共同体这一关，正是西方“人权”理论的局限性。因此，我们不必但心“人权理论”对我们形成的攻击。我们的超验真理性理论位居第一，“人道理论”位居第二，仅仅位居第三的“人权理论”则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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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想全面深入参与全球治理进程，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是必然选择。构建国际政治治理理论，和由此理论形成的国际政治治理制度是最重要的环节。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强大的国际政治治理理论，我们会轻而易举地进入由西方垄断了几百年的世界舞台中央吗？其艰难过程可想而知！当我们有了远远高于西方“人权理论”的国际政治治理理论时，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可能性容易多了！
当我们携带国际政治治理理论进入世界舞台中央时，有了国际规则的制定权，也有了国际规则的主导权，这一种权力几乎是别国无法撼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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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事件之后，中方占尽了解决缅北和平问题的天时、地利、人和局面。如果把这个局面应用好了，再加上相对应的方法手段，可以一举解决缅北的和平问题！
长期以来中方政策对于缅军军头们过于忍让，甚至表现出了无奈。今天的这个局面假如让康雍乾来应对的话，按照他们的思路并不复杂，只有派兵干预。不过现在时代不同，要具体做好缅北的事情，必须首先要做到理论应对。
长期以来，如何应对缅北的理论问题：学者们的研究一直不到位。据我看来，学者们如果研究到位的话，必须要搞清楚中国历史上与政体有关的三个问题：一是“松散大一统”与“紧密大一统”，二是“内天下”与“外天下”，三是“省县制”与“土司制”。当今的中国版图就是从“省县制”与“土司制”基础上构建起来的。
关于“内天下”与“外天下”的问题，没有人搞得清楚。当今中国有名的学者许继霖，美国大名鼎鼎的基辛格也一无所知。给予“内天下”与“外天下”区分的理论依据是《诗经》，《诗经》上说：“普天之下莫为王土，率土之滨莫为王臣”，这句话指的是周天子面对的诸侯国。周天子作为诸侯国的共主来说的，在诸侯国组成的华夏之内有效，在华夏之外无效。一旦超出了华夏地域，也就是“外天下”了，“外天下”与“王土”和“王臣”没有关系，上述的界定复不存在了。
大清时期的天朝王权只行使到藩属国区域之内，在此之内“普天之下莫为王土，率土之滨莫为王臣”是有效的。在此之外是无效的。有些时候，天朝的君臣经常“打肿脸充胖子”，把“外天下”也当作“内天下”来吹捧，所以人们就信以为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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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之中缺少大师级人物，对创新基础理论来说：问题非常严重！基础理论是一切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例如形而上学是哲学神庙里的至神(黑格尔语)，超验哲学正是如此。社会政治基础理论也是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理论，是经过超验哲学启发形成的。现在摆放在我国学者面前根本无法理解！
如果有世界哲学家级别的朱熹、康德和黑格尔等人存在的话：这些都是容易理解的！
如果我们全面行使这些基础理论，是超越西方理论，实现国际政治主导权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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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性的“一”与“多”是哲学思考，在哲学的“以一统多”的层次上思考的。在涉及到具体时就要适应具体存在理论，例如管理国际政治需要国际政治学，管理国内政治需要国内政治学。又有在政治学中还要渗入伦理学、社会学、法学等等。这些学说可以弥补政治学的不足，以增强合理性的广度和深度不足。在此可以看到：“牵一发而动全局”，一个深层次学说不是一个学科构成的，而是多个学科结合的。现在我们把学科分的越来越细，这样的细只能在具体性上，而不是在普遍性上。出现学术大师的水平在普遍性上，而不在具体性上。
一个人能不能成为学术大师？也就是说能不能在“以一统多”的层次上思考全面、统一全面！学术界很多人渴望成为大师，成为大师也必须要在基础理论上下功夫，否则，没有便捷的道路可走！
据我看来，当今中国体制内学者的水平来说：出现学术大师的机会很小，出现哲学家的机会还远远不足。根本原因基础理论浅薄！就像这里提出的“最大普遍性”却无人理解，不正是表现了基准水平的局限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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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谈一下缅北和平谈判的困境

缅甸联邦建国方式与南斯拉夫有相似的地方，建国模式上相同。南斯拉夫是二战之后由有威望的铁托联合七部族，其中六个共和国，加上科索沃自治省建立起来的。后来发生内讧，最终肢解了。
缅甸联邦建国方式与南斯拉夫有点相同，这就是彬龙协议，只有三个邦参加，其余的邦与彬龙协议无关。原来的彬龙协议可以退出联邦，与南斯拉夫不同的地方，在于缅军夺取政权之后撕毁彬龙协议，以战争政策镇压少数民族，反对民族自治，导致国内民族不平等，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其中身份证有几种，颜色不同，缅族身份是等级最高的。就在一两年前，果敢人还没有身份证，那儿也去不了，只在本地受穷。
缅军对民族地区发起了几十年来的战争冲突，互相早已失去了信任，造成了严重的民族仇恨！
现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谈判。但缅军把果敢、德昂、若开三家定为恐怖组织，谈判无法进行。如果这三家加入不了谈判，中方的劝说就失去了意义。现在不是缅北武装不想谈，而是军方不想谈。在军方不想谈的情况下，军方向缅北四家发起长时期的全面进攻。在此期间造成边境冲突，中方人员裹挟其内死亡三人，正是军方发起长时期全面进攻情况下发生的。
缅甸的冲突既然是缅军造成的，冲突的责任主要在缅军，如果缅军不听中方的劝告，还保证不了今后新的内战打到中国边境上，恐怕造成更多人的伤亡。据我看来，民族地区高度自治，甚至于按1947年的彬龙协议办，才能摆脱军方的独裁霸道行径，还民族地区以人道才是正当途径。“庆父不死，鲁难不已”，缅军导演的几十年战争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另外缅甸军方根本不想解决罗兴亚难民问题，敏昂来在一次讲话中说，罗兴亚人不是缅甸人。军方好不容易赶了罗兴亚人，根本没有解决罗兴亚难民的诚意。我们想促进孟缅两国解决罗兴亚难民问题，根本不可能。在根本不可能的情况下，中方的这一提倡也失去了意义。
两种情况都 失去了意义，我们的外交策略是否要改变？
而且在缅甸大缅族主义盛行，赶走罗兴亚人是大缅族主义族人的要求。敏昂来强势表现的目的是希望出任下届总统，所以他不会轻易罢手。
在解决缅北冲突和罗兴亚难民问题上，应该主持正义，主持正义是中国的历史传统！主持正义才有名正言顺，道义至上，才师出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