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构建国际政治学写给王沪宁同志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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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使得中国要素的渗入国际政治成为可能。中国人对问题的思考，必然带上中国文化与思维方式的烙印，最终将刻上“中国”印记。基于此，创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实现了。
现在构建的国际关系理论，不是假说，而具经过形而上学的哲学证明得到的理性。为何不是假说？这要从哲学依据的合理性说起：从经验出发来认识经验世界，只有在经验中才有合理性，超出经验则没有合理性。关于纯理性不需要经验，就像数学证明一样。从笛卡儿开始的理性主义中已经证明了。但是，彻底的理性主义无法证明，彻底的理性相当于形而上学。他们无法证明彻底的理性在于：无法摆脱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框架。形而上学证明在认识论框架内不可得到，只有在彻底的本体论框架内才可得到。现在全世界通用的哲学全部在认识论框架之内，所以形而上学研究成功是个哲学的历史性变革。对于这些理论是新发现的，世界哲学界的学者们还一无所知。
形而上学研究成功了，哲学的认识论框架和本体论框架同时为人效力。哲学作为一个学科整体上才完整了！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说的就是放下架子的道理！实际上有人不懂，还不放下架子，则等同于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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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主流社会排挤少数民族，才使民族矛盾日益加剧，没有缓解迹象。族群分裂导致国家分裂，缅甸的问题要得到一次性解决，最好的取向是缅甸分裂，民族地区独立！

中国的一些人认为，分裂缅甸，有可能导致中国于不利，其实这个想法完全没有根据。如果用中国文化统治缅甸，民族早已和解了，这样复杂的情形复不存在。
中国的各族人民都是平等的。特别是中国经济得到发展，国家福利遍及各族人民，生活水平堤高了，分裂独立的事情不会再干了，也不想再干了！就是有少数恐怖分子捣乱，数量极其有限！现在住在西藏、新疆本地民族，已经厌倦了分裂分子的捣乱！假如分裂了的话，没有了国家福利，生活水平会下降，这是各族人民不愿意看到的。

缅甸尽管分裂，对中国无害而有益！因此，我方庇护缅甸军头的理由已经复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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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在研究国际政治学取得重大进展之时，对研究国内历史政治学也取得重大进展，这就是对大清国体制的研究，从此得出了可以收复缅北土司地区的结论！
大清国的国家政体由三部分组成；府县制、土司制和藩属国组成。其中府县制和土司制构成了紧密大一统体制，视为直接行政区；藩属国是大清国的国家政体管理的一部分，视为间接行政区。大清国的国家政体在直接行政区和间接行政区上构建，形成了东亚安全共同体。这个安全共同体与西方殖民帝国完全不一样。大清国虽然也称帝国，但是这个帝国的意思是皇帝之国，比王国高一级而已，不存在经济剥削关系。
这里问题出于缅甸进犯云南，之后缅甸战败，上表永远称臣，乾隆让缅王代管缅北土司地区。由于缅王是皇帝手下藩属国国君，由乾隆加封的，当时属于间接行政区格局，乾隆此举并不说明将缅北土司地区交给别的主权国家，只是国家内部的管理变更，纯粹属于国家内政。
乾隆虽然让缅王代管缅北土司地区，但是缅北土司地区从未让缅王干预土司内部事务。直到英国占领缅甸，缅北土司地区才落入英国之手。英国撤走了，缅北土司地区应该回归中国。这与欠债还钱的道理一样！
1960年的中缅边界划界是个冤假错案，造成这个冤假错案的人不是国家领导人，而是我国的有关学者。由于有关学者水平有限，再加上站的立场有失水准。就连大清国的研究都未能完全搞清楚，导致国家领导人的决策也失去了水准，从而造成了划界失误。然而，冤假错案是可以平反的！实际上这个事情与克里米亚相似。
当今中国的疆域是从府县制和土司制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缅北土司地区与台湾在同一个水准上。鉴于缅北土司地区已经分裂于外，只要缅北土司地区人民愿意回归，我方有权收回，这与收复台湾并无差距。
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有着大一统的格局趋向，大清王朝的大一统格局是独特的。在当今主权国家格局下，藩属国已经成了主权国家，但是藩属国偷窃的领土还是要归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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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不称霸亚洲也不称霸世界。中国的统治地域是在一个局限性的范围之内。这个局限性在清朝府县制和土司制的直接行政区内已经确定了。
假如让乾隆来看的话：他认为中国的疆域在我手上已经确定了，如果再给予补充的话，西南方向应该扩大，向西不会超越西里古里。向南开拓钦邦、若开达到出海口。西里古里以西是印度，种族不同，与我无关，阿富汗想当藩属国我都不同意。以东的大阿萨姆地区可以考虑土司制。乾隆又说：中国的疆域经过康雍乾三代才确定下来的，是个比较理想的疆域。经过补充则更现实了。一个国家的疆域不能无度扩大，不能超越种族界限。同时，一般不能超越民族之间的排斥关系，需要综合考虑。
以上追踪了乾隆皇帝的看法，但是我们不一定按乾隆皇帝的看法去做事，就是以后再出现汉武帝、唐太宗这样的人物，他们可能不会超出乾隆的界定。这对我们的启示是：中国的大致疆域已经在世界上定位了。关于中国疆域在世界上定位问题从来没有讨论过，你说你不称霸，别人不相信，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定位，别人可以相信了。而且这个定位要考虑到社保体系才得出来的，一个国家无限扩大了，你要养活更多的人，你的平均生活水平就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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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基础理论是国际政治学的高端研究，也可称之为深层政治基础理论研究。
本文为何傲视群雄，在于以超验真理性理论、人道理论、人权理论上包容了一切。超验真理性理论是破解形而上学之后得来的。在《给全世界哲学家，哲学工作者爱好者的公开信续篇》一文中，提出了136个哲学观点，本文所描述的国际政治基础理论正是这种厚积薄发情况下阐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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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后，叶利钦以最大的努力示好西方，俄罗斯尽管卑躬屈膝，好话说尽；得到的结果是围追堵截；西方照样把北约扩展到俄罗斯家门口。普京正是在俄罗斯后退无路的情况下上任的，只有与西方对着干。现在看来，普京与西方对着干的结果是制止了俄罗斯的继续分裂，当时如果没有普京上台，俄罗斯的再次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俄罗斯内部的一些自治共和国已经进行了独立公投。普京拯救了俄罗斯，从此成了俄罗斯彪炳史册的民族英雄。
有人认为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得不偿失。实际上西方围堵俄罗斯，与俄罗斯收复不收复克里米亚没有关系，围堵出于冷战思维，不收复克里米亚，都不会改变西方围堵战略。他们已经彻底分裂了南斯拉夫。还有一则事实说明了这个情况：
当美国为首的西方拿下利比亚后。美国的一些知名人士就扬言：先拿下叙利亚，再进军伊郎，拿下伊郎后，然后拿下俄罗斯，最后是中国；把全部的东方国家改造成为“民主国家”。西方把东方国家改造成为“民主国家”的先决条件是将大国分裂成为小国，他们打算把中国分裂成为六到八个国家。到了这时，中俄高层才大惊失色，如梦方醒。西方攻打利比亚时：中俄在安理会弃权，表现了与我无关的态度；三个月就让卡扎菲死于非命。然而，从此之后的安理会涉叙决议，中俄一直使用否决权。直到现在，在俄罗斯的大力支持下，叙利亚才转败为胜。
叙利亚的转败为胜，是东方抵抗西方的转折点；其意义重大！关于西方不惜使用战争手段，有目的的改造东方的战略，身在其中的绝大多数人不知其理。身在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只看到表面现象，很难知道背后的本质！一些浅薄的人，都被表面现象迷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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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叙利亚内战开始，叙利亚内战是个典型的代理人战争，也就是说，西方拉开了改造东方国家成为“民主国家”的序幕。东方国家阻止西方的战争也开始了，而且是以代理人的形式开战的。这个代理人战争与以往的战争不同，代理人在幕前表演，导演在幕后操纵。在这个阻止战中，以普京为首的俄罗斯立下了汗马功劳！
假如当时在叙利亚阻止不了西方，伊郎肯定无力阻止，西方围堵俄罗斯进入本土阶段时，西方会采取“颜色革命”的手法，因为俄罗斯的民主派已经形成了气候，堡垒很容易从内部攻破。其后进入中国也会采取同样手法。
中国国内在2003年已进入贪腐高峰期，当叙利亚内战开始之时，国内贪腐中部队是个重灾区，战斗力严重受损。假如那时西方大军合伙起来围堵中国，后果十分严重！对于这个情况，美国是很清楚的！
发生了这样一个严重的整体贪腐情形，使人们费意所思，当没有天灾人祸的条件下，一个国家怎能治理成这样，不值得深思吗？人们急切盼望有头有脸、有治理能力的人出来治理国家！后来习近平同志上台，符合了民意，国家治理才得以进入正常，才摆脱了危局。在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同志是继邓小平之后，再一次挽救了国家！
这里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以后如何从根本上避免整体腐败，避免国家陷入危险状态，用什么样的制度规范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值得深思，值得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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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验理性理论是经过形而上学论证得来的，形而上学论证非常复杂，现在简单地介绍一下：
一、人们面对的生活世界是现象世界，也就是宇宙论世界。
二、哲学所思考的世界与现象世界不同，是个经过抽象思维的本质世界，也就是说本体论世界。因而本体论世界只有经过思维才能达到，因此哲学可以定义为思维之学。
1、哲学作为思维之学在完成形而上学论证之后才能完整化，当哲学完整化分为五个层次：现象层次，一般本质层次，深度本质层次，物本体和人本体层次，终极本体层次时才完整了。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现在运用的哲学是否完整，就失去了探索能力是错误的。
2、现象层次，一般本质层次，深度本质层次属于经验领域；物本体和人本体层次，终极本体层次属于超验领域。
3、当今人们正在运用的哲学在经验领域。通常应用的是现象层次，一般本质层次上。对于深度本质层次已经有了概念，但还未能总结出来，所以人们现在正在运用的经验领域哲学还未能完整化！
4、一般本质的存在是什么？例如有两个人，一个是张三，一个是李四，这二人是现实中存在的人。作为个人，张三有张三的特色，李四有李四的特色；但是作为人的张三和李四都有人的共性，这个共性就叫做一般本质。这里代表一般本质的人叫王五，然而王五是从张三和李四二人中抽象出来的。在现实中没有王五，王五只是一个概念，只在思想中存在。哲学需要一般本质的目的在于人们寻求本质思考的要求。
5、实际上哲学在一般本质上还远远不夠用，还需要深度本质及其后面的本体。例如马克思在论证计划经济理论时，避免失误的要求界点在深度本质上，但是马克思的论证未能达到这一深度，才出现了计划经济理论在论证上产生了失误，最终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实施失败！
    6、形而上学在经验哲学中不可能得到论证，只有超出经验，必须达到超验的终极本体层次才能得到论证。
7、当今哲学用的是认识论框架，认识论框架无法摆脱主客二分的状态，无法认识形而上学；只有转变为本体论框架，才能论证形而上学。
    8、认识到了形而上学，上述五个层次统一于“一”，叫做“层级共在”，在此表明了本质世界和现象世界的统一。其统一一致性确定了形而上学论证的合理性。所以，在此的政治基础理论是从超验真理性而来的，加上人道理论和人权理论的配合，成为“以虚统实”、“以一统多”的正确理论。
9、正因为有此真理性，其它理论会向这里靠拢！今后西方的人权理论会向这里靠拢。
当今人们运用的哲学连深度本质层次也未能搞清楚。形而上学论证的要求从最深层次的终极本体上出现，哲学学者们无法认识也正常，更不要说社科学者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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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中方在国际政治理论方面为什么争不过西方
根据上述第5楼描述的片断可以发现，中方在国际政治理论方面比不过西方，在于基础理论深度不足。深层基础理论可以涵盖浅层理论，浅层理论无法包容深层理论，过去中方理论层次太浅才是根本原因。
当时中国人倾向于通过研究国家间关系来试图构筑国际关系理论，是个浅层解释的方法。看一看中国对外政治宣言和美国对外政治宣言的差别：中国对外政策声明一般要先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然后再联系各国家的各关系。
美国则不然，是个由深再浅的做法，坚持一种自称为普世价值观的东西，提出防扩散、反恐、开放市场、民主化等具体目标，然后才讲国家间关系如何。
在此我们首先要问：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是个什么层次的基础？按哲学的分类来说，它一定是个经验领域的层次。而美国的人权基础是个假说，假说比经验领域更深，所以过去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必然败下阵来。
为什么说是个假说？在于人权理论有部分超验意味，但是这个超验意味没经过哲学证明，才说是假说。而本文主贴的超验基础理论已经经过了形而上的哲学证明，已经成为超验理性了。现在我们彻底超越西方了！
我国养活了多少专家，在人家面前竟然不堪一击。现在我们彻底超越西方的理论，居然无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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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特朗普称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来自凤凰网

据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6月8日在加拿大魁北克G7峰会期间与七国集团其他领导人共进午餐时发表了上述讲话。

目前还不清楚特朗普的言论是否是在暗示他与当前美国的外交政策有着“根本性的背离”。

对于此事，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她无法发表评论。
据报道，乌克兰2014年2月发生国家政变后，克里米亚3月举行全民公投，96.77%克里米亚选民和95.6%塞瓦斯托波尔选民投票赞成加入俄罗斯，克里米亚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市并入俄罗斯版图。乌克兰至今认为克里米亚是被临时占领的领土。俄罗斯领导层多次表示，克里米亚居民是通过民主渠道、以完全遵循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方式加入俄罗斯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克里米亚问题"已彻底解决"。

克里米亚可以属于俄罗斯，原缅北土司地区也可以属于中国！因为原缅北土司地区的遭遇与克里米亚相似，而且现在正在遭受着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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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专题研究形而上学，获得了形而上之理，形而上之理就是一个超验理性。当获得了超验理性之后发现：没有实际操作为背景的超验理性人们根本无法理解。哪些盛气凌人的哲学学者们在此都成了门外汉，我呼吁评价，人家总是一声不吭，正是他们吭声的能力已不存在了。
这样我需要在实际运用上作文章，要以实际运用来展示有用性，才能得到人们的理解。所以，当形而上学理论得到破解之后，转入了人类社会的基础理论研究，以国际政治学的名义首先展开。因为国际政治学是我国迫切需要的东西。
超验理性正是人类社会运作的根本基础理论，也就是说是人的伦理道德、是人的社会性运行、是人类社会合理性发展的根本基础理论。人类社会一定需要这样一个合格的基础理论，在此基础理论之上，特别是政治基础理论上得到合理性发展。这些基础理论上有形而上之理的超出经验的合理性，只要人们遵循了这样一个超验理性，人类社会的存在及其运作在其上运行，才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形而上理性的发现，使人类社会的理性运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人类社会合理性发展的基础理论既适合于小社会共同体，也适合于大社会共同体。例如政治基础理论就是这样既适合于小社会共同体，也适合于大社会共同体的，适合于国内政治学也适合于国际政治学。鉴于当今中国在国际政治领域没有话语权，我就把国际政治学拿出来作为说事的重点。当然国际政治学是国际政治基础理论上建立起来的，超验理性已经远远超出了西方的人权理论。也就是说在当今情况下要真正憾动人权理论，必须拿出比人权理论更基础的超验理性理论和人道理论，溶合人权理论的情况下，才能彻底超越原来的人权理论，达到真正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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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理论所关注的是社会共同体，与人权理论所关注的个人不一样。从社会共同体来研究国家形成才有直接性，才有是否具备合理性的意义。一般来讲，社会共同体是从小到大发展的，从小共同体发展到大共同体，在大共同体上发展为民族，民族的特色是个大共同体发展的独特表现。一个民族一定有共同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一定有带有政治色彩的习惯、规距等等来规范生活状态，并且是共同认可的。民族也是由这些规距和规范中生存发展的。
民族之上才有国家，国家也是一样，在适合民族共同体的相互联系时组成国家才有稳定性。
然而，缅甸和印度国家共同体不是这样产生的，而一反社会共同体运行关系常态，强制形成的。所以缅甸和印度的国家组成既不同于东方，也不同于西方。二者在英国殖民地基础上强制形成。按理说：缅甸或者印度组成国家时，应该让各民族公投，自主选择是否与缅甸或者印度来组成国家还是民族独立出来自己组成国家。但是未能这样做，没给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而是实行了强制处理，把没有任何条件组成国家的民族强行拉扯到一起，违背了民族组成国家的意愿和原则。各民族组成国家时要有各民族相互联系和关系的历史磨合期，有了这个历史磨合期，组成国家才有稳定性。当年英国的强制处理从人权理论来看这是没有尊重人权。从人道理论来看严重侵犯民族共同体自决权，是严重不合法的。当时的国际政治理论不完全，出现了这样的错误，现在应当改正才是。
直到今天，缅甸少数民族希望得到的正是民族自决权，说明这里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的继续。现在得到这种权利还是正当的！
本来缅甸经过70多年的溶合行动，如果能有中国的传统的、民族平等的心态和做法，应该早就进入社会和谐了。可是缅甸民族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达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赶走罗兴亚人，把土地留下，可谓霸道到了极点。缅甸纷争70多年来缺乏民族信任，根本原因在于大缅族主义不得人心，民族矛盾继续加剧，缅甸应该解体了。缅甸解体才是得到和平的最好方式！
上述议论是从人道理论，也就是从社会共同体理论上阐发出来的，以前没出现社会共同体理论，这个部分在理论上属于盲区，现在出现了，运用于缅甸，更符合各少数民族的利益。

有人以为台湾不该分裂，缅甸也不该分裂那就错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早就与中国结合到一块了；日本战败，台湾又回归了中国；因为有美国的阻挠才未能完成统一事业。缅甸则不同，在没有形成国家的基础上强制形成了国家，不合形成国家的规律，“强扭的瓜不甜”才是根本原因。
中国希望台湾回归，当人们研究了大清国，研究了与西藏同时纳入中国版图的原缅北土司地区时一定也会认识到：台湾回归和原缅北土司地区回归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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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33楼：乾隆让让缅王代管缅北土司一事发生于清缅战争之后的缅甸受降。乾隆年间缅方势力不断向云南边界伸展，引发了清缅战争，清朝多次派兵出征，缅甸国王孟驳惧而求和。双方议和之后，缅甸派使节朝贡清王朝，表示臣服中国，重新归于天朝藩属国“内天下”的行列。1790年，清廷派遣使节前往缅甸封孟云为缅甸国王。清王朝对这些一度恢复了土司的统治的孟拱、木邦、孟艮、整迈等划归缅甸管辖，乾隆认为：“缅已世世臣服，恭顺无二，孟拱诸地虽属缅仍属于我然。”（注：李根源：《永昌府文征》纪载卷25，第12页。）乾隆把缅北土司划归缅甸管辖，把缅甸看成自己人，缅甸本身也属于大清。乾隆依据行政区规划让缅甸代管缅北土司地区，但从来没有放弃对缅北土司继任者的任命权，其任命权一直掌握在朝廷手里。缅王既没有任命权又无法干预其内部事务，代管其实形同虚设。乾隆让缅王代管缅北土司地区的目的是加强控制缅甸，希望缅甸所管辖的整个地区成为土司制。在此之前，明朝就有缅甸土司的行政编制。
真正实施对缅北土司地区占领的是英国，缅甸独立，不能继承英国窃取的领土。其领土理应归还中国，由中国收回。中国失去缅北，正是社会历史学者理论研究不到位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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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缅北领土归属来看：上述说到社会历史学者理论研究不到位造成了失去缅北，会查到失去缅北的具体当事人吗？查无此人。原因何在？据我所知，在1960年以前没有人系统地研究这个问题，也未能作出中肯的界定。1960年边界划定，有人提出了质疑和反驳，但是无法克服乾隆皇帝让缅王代管的事情，则不了了之。
现在我们搞清楚了这层关系，解决了乾隆皇帝让缅王代管的事情：
第一、从大清王朝的府县制和土司制的直接行政区到藩属国的间接行政区上可以看到：乾隆皇帝让缅王代管的事情是国家内政，不是主权国家之间的事情，如果缅甸成为主权国家，代管事宜无效。
第二、土司地区的继承任命权一直掌握在中央手里，与缅无关。
第三、缅王既无土司任命权又无法干预土司内部事务，缅王代管的事情实际上并未真正发生。
第四、英国占领土司地区，当英国撤出之后，该地区应该回归中国；与缅甸无关。缅甸继承是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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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和土邦的区别

据说印度曾经有500多个土邦，土邦是独立王国，印度在500多个独立王国的基础上形成了国家，得益于英国的殖民统治。如果靠印度自身的话，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国家。特别是印度东北七邦，历史上与印度无关。
土司制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行政体制。土司体制的形成一方面要得到朝廷的任命，另一方面要得到土司首领对朝廷任命的承认。二者一拍即合才形成土司体制。所以土司没有域内与域外之分，有的学者把土司分为域内土司和域外土司是完全错误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中国才有土司制度。土司制度从明朝开始，明朝的土司制度在继承元朝的部分疆域之上形成，直到清朝，凡属土司地区，都在朝廷疆域之内。
我以为，不要以今天的边界来区分历史上的域内和域外，应该返回到历史原貌。土司制本身就表现着当时体制下的高度自治，朝廷对土司的任命权和土司首领接受朝廷的任命是核心内容；是土司在域内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