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的历史（详尽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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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时代

在缅甸这片辽阔的地域范围内，在远古时期就有人类活动。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亚洲南部地区是人类的起源地之一。人类学家认为，人类最早的祖先是腊马古猿。腊马古猿的化石最早发现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交的西瓦立克山区。1976年，在巴基斯坦境内又发现腊马古猿的化石。在中国云南．1975年以后，在禄丰石灰坝多次发现腊马古猿的牙齿和上下颌骨化石。1980年12月，在该地区又发现腊马古猿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头骨化石。位于印度次大陆和中国云南之间的缅甸，很可能也是腊马古猿活动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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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崩当古猿到巴玛猿人

迄今为止，在缅甸虽然还没有发现腊马古猿的化石，却发现了年代更为久远的古代化石。 1979年5月，缅甸曼德勒大学人类学家与美国人类学家一起，在曼德勒以西的崩当山区，发现了古猿下颌骨化石四件和骨骼化石的碎片。据称这是四千万年以前的古猿化石，比腊马古猿还早了一千万年。它可能同人类的起源有关。在崩当地区发现的，还有四千万年以前的河马、犀牛、鳄鱼等脊椎动物的化石。

从猿到人经历了一个极为漫长的时期。大约四、五十万年前，已有猿人活动在缅甸中部地区。80年代初，缅甸考古学家在望濑镇区与昌乌镇区之间的瑞明丁山上的峦奎村附近，发现了人类上颌骨的化石，上面还保留着臼齿与前臼齿。缅甸考古学家把所发现的化石定名为“巴玛人”。与“巴玛人”同时发现的，有狗的臼齿化石，可能“巴玛人”已利用狗来猎取野兽。同时发现的还有鹿、牛、麂等动物的骨骼化石。这些动物显然是“巴玛人”的猎物。“巴玛人”群居在沿河两岸的高坡上，靠打猎、采集为生，他们是缅甸最早的直立人。“巴玛人”的出现，揭开了缅甸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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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雅特文化

在缅甸虽然还没有发现与四、五十万年前“巴玛人”同时的石器工具，但在伊洛瓦底江沿岸的干燥地区，在南掸邦，都曾发现大量的旧石器。在仁安羌附近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工具尤多。考古学家把缅甸旧石器文化遗存称为安雅特文化（“安雅特”按缅甸语意为“上缅甸人”）。

安雅特文化时代的直立人采用当时出产的砂质岩（一种大多由火山灰组成的岩石）和木化石（通常是树干被硅所置换的树木）的砾石，作为制作石器的原料。早期安雅特石器的主要类型有手镐、砍砸器和砍削器。大型的砍砸器是用长条形砾石或木化石打制的，有的经过第二步加工。手镐实质上也就是一种长轴的砍砸器。砍削器则是从卵石打击石片后留下来的石核工具。后期石器工具与早期石器工具相似，不过加工更好一些。安雅特石器与中国的周口店文化和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巴丹文化属于同一个类型，而不同于流行于欧洲、非洲及亚洲西部的手斧型石器文化。

安雅特文化的创造者使用这些粗糙的石器，共同狩猎，过着群居的、流动的生活。他们除食用兽肉外，还采集香蕉、无花果、柿子和各种菌类食物充饥。居住在海滨和江边的，还捕食鱼、虾等水生动物。他们用简单、粗糙的原始工具、贫乏的劳动经验、简单的劳动协作，去对付热带自然界的种种自然灾害，生活是极其艰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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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

经过长达数十万年的漫长时间，缅甸的原始文化逐渐从旧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缅甸学者认为，根据地质年代推算，在距今大约一万年前的全新世，缅甸开始迈入新石器时代。

在新石器时代，缅甸原始人群活动的地域范围更为广阔了。在西起阿拉干沿海和亲敦江流域，东到掸邦高原，北起克钦山区，南到丹那沙帘的广大地区，都有新石器文化遗存出土。较有代表性的，有帕达林文化遗址、勒班奇波文化遗址和陶马贡文化遗址。

帕达林文化遗址发现于本世纪70年代初。帕达林洞穴位于掸邦高原西部山麓地区（北纬21度65分，东经96度18分）。在该地出土的1600多件石器，其中大量的是石锤、研磨器、单面刃砍斫器、双面刃砍斫器、刮削器等，用鹅卵石为材料，制作粗糙，没有第二步打片或修理的痕迹，还是属于旧石器时代的工具。但已挖掘出的若干磨制石器，包括一件刃缘磨制的刮削器，一个石片钵，几件几乎通体磨光的小石核工具，几片绳纹陶片，已表现出显著的新石器文化的特征。在距洞内地面3到6米的岩壁上发现了壁画，系用赭石作颜料，虽经长期风化，仍有十二个图像清晰可见，其中有人手、公牛、野牛、大象、鹿的图像，画面生动自然，充满生气。洞内还发现了大量哺乳动物的牙齿、陆生动物的壳、龟壳碎片，这些都表明帕达林洞穴是一个原始人的长期居住点。

勒班奇波位于缅甸中部良吁镇区的勒班奇波村，位于北纬21度10分，东经93度45分。70年代初，缅甸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研究。勒班奇波文化遗存不同于帕达林，已不再伴有大量的旧石器时代的工具，出土的石器也更为多样化。在该地共搜集到140件新石器时代的石器，有锛、带銎锛、椭圆形钵、石凿、石斧、石锤、石磨、扁石环等。其中石锛占了70%，远比其他石器多，可能是用于清除森林。所有的石器都经过精细加工，打磨得发亮。大部分石器用变质岩制成，而该地并没有变质岩，显然取自别的地方。但是，在勒班奇波出土的石器中，还没有见到农用石镰一类的工具，因此，还不能肯定勒班奇波居民已有了农耕。

陶马贡新石器遗址位于缅甸中部沙枝镇东北50公里处。在该文化遗址的地层发现了野兽和家畜的骨骼化石，还发现一些石器。从发现的牛、马、猪的骨骼化石看，当时的居民已开始过定居的农业生活，饲养牛、马、猪等牲畜。在中层发现了磨制石磨、陶器碎片和用火遗迹。在上层则发现了表明向骠人时代过渡的泥珠。从这些文化遗存看，陶马贡文化是缅甸新石器时代后期的文化。

在新石器文化时代，缅甸原始人类的活动范围扩大了，生产工具有了很大的改进，较为精细的磨制石器代替了粗糙的打制石器。缅甸磨制石器的主要特点是单面磨光，体积较小。有的石器带有一道銎，用以装柄。无銎的工具，最长不过23厘米，最短的约6厘米。缅甸原始人用这些磨制的工具掷击野兽．砍树造房，挖土耕地。他们逐步从渔猎、采集的觅食方式，慢慢地过渡到生产食物。原始手工业主要是制陶业也发展起来。缅甸原始人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遇到许多完全不能解释的现象。猛兽出没的高大雄伟的山林，生命力旺盛的榕树，巍然耸立的巨大山峰，都使他们感到一种神秘的力量。于是，原始宗教也就在此基础上萌发了。迄今缅甸缅族人的纳特崇拜，那加族、钦族人的巨石崇拜，似乎都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原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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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小国

公元前后，在现在缅甸这块土地上，从掸邦高原到丹那沙帘沿海，从阿拉干到萨尔温江流域，无阶级的原始社会开始过渡到早期阶级社会。这一历史性的过渡，是在缅甸社会内部生产力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完成的。缅甸的新石器文化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到公元前后，出现了一个质的飞跃，开始从石器时代过渡到金石并用时代。铜器开始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缅甸的掸邦、克钦邦、勃固山区、望濑、雅买廷和达耶等地，都有这一时期的铜器出土。其中的红铜器，大多数是斧头和刀。这说明铜器作为武器，在早期阶级社会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公元1到10世纪，缅甸最主要的国家是骠国。除骠国之外，缅甸南部有孟人国家，北部有掸国，西部阿拉干有若开人建立的国家。还有一些小国，则仅存国名，其地望和建立这些国家的族属，现在已难以考证。此外，在今缅甸的克钦邦地区，还有一些原始部落。在这些国家和部落中，骠国历史较为复杂，有关的文字记载和考古材料最为丰富。

因为缅甸是地理环境条件较为复杂多样的国家，这一地理条件对缅甸历史的发展有不小的影响，使缅甸历史很早就表现出不平衡性。在公元1-10世纪，缅甸一些地区已出现了国家，另一些地区则还处在原始社会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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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部落或氏族

寻传蛮：公元10世纪以前，有许多部族、部落生活在今缅甸东北部地区。“寻传蛮”就是其中的一支，分布在今澜沧江上游至缅甸克钦邦境内的甘高山东北的广阔地带，其中心在密支那地区。在7世纪南诏阁罗凤的军队控制这一地区时，当地还“无丝绵布帛”，“持弓挟矢，射豪猪”。可见，他们还是原始的狩猎民族，连农业和原始的手工纺织业都还没有发展起来。“寻传蛮”，是今缅甸一部分克钦族的先民。

裸形蛮：与寻传蛮有密切的亲缘关系的，有“裸形蛮”，其活动地域在寻传蛮地区以西，有些与“寻传蛮”连接交错，大部分居住在相当于今缅甸克钦邦甘高山区及其以西地区。“裸形蛮”是仍然处在原始社会阶段中的民族，经济、文化生活都十分落后。《云南志》卷四说，裸形蛮“其男女遍满山野，亦无君长”。“无农田，无衣服，惟取木皮以蔽形”，“（其丈夫）尽日持弓，不下栏，有外来侵暴者，则射之；其妻入山林，采拾虫鱼菜螺蚬等，归啖食之”。可见，“裸形蛮”还处于母系氏族阶段中。他们中间还没有产生阶级分化，所以“无君长”。原始的农业和手工业都还没有发展起来。“无农田，无衣服”正是反映了这一状况。他们以男子从事狩猎，女子从事采集的方式，取得生活资料。由于狩猎偶然性很大，不能充分保证食物供给，女子的采集在经济生活中起着更大的作用。由于他们还处于极为原始的状况，当时又被称为“野蛮”。“裸形蛮”或“野蛮”是今缅甸克钦邦内克钦族的先民。

扑子蛮：“扑子蛮”是当时生活在寻传地区（今缅甸克钦邦境内）的又一个部落（在中国云南西南部也分布较广）。“扑子蛮”的社会经济生活状况，《云南志》第四卷有简要的记述，说“扑子蛮，勇悍矫捷，以青娑罗段为通身栲。善用泊箕竹弓，入深林间射飞鼠，发无不中”。从扑子蛮善用竹弓来看，狩猎还是他们获取食物的主要方式。但他们既以“青娑罗段为通身挎”，可见其手工纺织业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而手工纺织业毕竟以农业的发展为基础。因此，扑子蛮似乎已逐步从狩猎向农业社会过渡。但肯定还未完成这一过渡。寻传地区“扑子蛮”是近代缅甸布朗族和德昂族的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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骠国

在公元1世纪到10世纪之间，缅甸境内产生过许多由不同民族建立的国家，其中最重要的是骠国。

骠国的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公元1-5世纪）骠国以毗湿奴城（遗址在今马圭县东敦枝镇西约二十公里处）为中心，后期（公元6-9世纪）骠国则以室利差咀罗城（今卑谬东南8公里处）为其国都，作为前后期骠国的联系环节，是汗林（遗址在实阶省瑞波县委勒镇区）。在这漫长的九个世纪中，骠国经历了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关于前期骠国的情况，中国古籍已有一些记载，但十分简单。缅甸考古工作者已经发掘了毗湿奴和汗林古城，这些考古发掘大大丰富了我们对早期骠国的认识。关于后期骠国，缅甸的考古材料和中国古籍的记载都十分丰富。根据这些材料，我们已能勾勒出骠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面貌。

公元前后，缅甸已进入金石并用时代。优越的自然条件，使伊洛瓦底江中下游地区在金石并用时代就产生了早期国家。骠国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

关于骠国的称号,《新唐书》卷223、列传147下《南蛮阁传》中说，“骠，古朱波也，自号突罗朱，婆国人日徒里拙”。英国著名的缅甸史学家卢斯指出，“骠”是当时骠国以北的中国人（包括南诏）对骠国人的称谓，而突罗朱（徒里拙即突罗朱的变音称谓）则是骠国人的自称，也是骠国国界以南的人们，如孟人和爪哇人对骠国人的称谓。

有关骠国历史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于中国史籍。公元4世纪时，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第四卷已提到“傈”（或“傈越”）。该书中的“傈”即“骠”。晋代魏宏的《南中八郡志》，则已明确提到骠国，说“传闻永昌西南三千里，有骠国。”《后汉书•哀牢夷传》的注文引用晋代郭义恭的《广志》说，“骠国有桐木”。唐代僧道世所撰的《法苑珠林》第36卷也引《广志》说，“艾纳香出漂国（漂、骠同音）”。从这些记载看，至晚在公元4世纪时，中国人已知道缅甸有个骠国。

晋代中国人所知道的骠国很可能就是以毗湿奴城为中心的早期骠国。缅甸考古工作者认为，毗湿奴城的年代是公元1到5世纪。

毗湿奴时期，骠人已经建立了城市。毗湿奴可能是东南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出土文物的碳测定表明，这一遗址大约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城市很大，每边的城墙的建筑材料是砖和泥土，没有明显的护城河遗迹。从这些方面来看，毗湿奴城还是较为原始的早期城市。

在毗湿奴城内发现约有100个古建筑遗址。在城中心稍靠西北的地方，有一个南北长100米，东西宽80米的高地，周围有古砖墙环绕，很可能是当时王官的所在地。在王宫南部，有一个长20米，宽10多米的大砖房，里面设有小房间，很可能是当时大会议厅的遗址。从这一发现看，毗湿奴时期的骠国，可能还没有最后脱离原始部落联盟阶段。

在毗湿奴城还没有发现一件与宗教有关的实物，很可能毗湿奴时期的骠人还没有受到来自印度的宗教影响。与文字有关的实物，也仅找到一颗印章。从印章上的字迹来看，估计是由印度文字演化而来，据此还很难断定骠人是否已经使用文字。这些文化现象也表明，毗湿奴还处于国家发展的最初阶段。

在毗湿奴城也很少发现生产工具。在一座建筑中发现大量陶器残片，说明当时制陶业和农业都已有较高发展水平。其他的出土文物，有与建筑物有关的圆钉、铁条、灰泥块，还有土珠、石珠、料珠等饰物。由此可见，当时的骠人已知道使用铁器，但其饰物还是很原始的。此外，还发现了少量小银币，但尚不清楚是当地铸造的，还是后来从室利差呾罗传入的。

骠人盛行瓮葬，人死后将尸体火化，骨灰装入瓮、罐中。在毗湿奴发现了大量的骨灰瓮、罐。毗湿奴骠人的墓葬习俗，同后来汗林、室利差咀罗时期的骠人，是完全相同的，反映了骠人共同的文化形态。

到汗林时期，骠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缅甸考古学家认为，汗林时期的骠国文化，既与毗湿奴时期有相似之处，又与室利差咀罗时期有密切关系，是联系这两个时期的中介或过渡时期的文化。

汗林时期，骠国的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汗林遗址出土的铁器更多，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铁工具，如铁凿子、扁斧、钳子、刮刀、铁铲、铁链和铁钉等，另一类是武器，有刀、剑、矛头、斧头、箭簇等。出土的铜器有铜镜、铜匕首等。在汗林遗址很少发现金属农具，也许在当时金属还较为珍贵，还没有广泛地使用。相反，在汗林发掘出了许多新石器时代的石工具，其中有石斧、石环等。可见，石农具在生产活动中仍起着重要的作用。

汗林时期的商业，也比毗湿奴时期发达，主要反映在出土的货币较毗湿奴时期的更多。汗林周围一带，在耕田犁地时，也往往有骠钱币出土。出土的不仅有汗林当地的钱币，还有来自室利差咀罗的。在室利差咀罗也多次发现汗林钱币。这说明两地有较多的贸易交往。

汗林时期骠文化分布的范围大致为：以汗林为中心，东边越过伊洛瓦底江到达新固、马达牙一带，西边越过钦敦江到阿亚多镇区，南边到达伊洛瓦底江与模河汇流之处的敏巫镇区。

汗林骠人肯定已开始使用文字。早在1904年，就在汗林古城墙外东南角发现一块石碑，上面有两种文字的碑文，一种是骠文，其文字与室利差咀罗石质骨灰罐上的骠文字母形状相似，共两行。每行骠文文字的下面，都用梵文刻着几个字。据考证，其年代为公元4世纪，这是最早的骠文之一。第二块石碑是1929年在第一块石碑出土处的南边发掘到的，碑文共八行字。缅甸考古学家认为，其年代为公元7-8世纪。

在汗林也没有发现能够确凿证明当时居民宗教信仰的出土文物。但出土的一块碑铭，上下两端有浮雕人像，中间刻有骠文，上端雕刻的似乎是神像，很可能佛教或印度教已传入缅甸。

汗林的骠文化，一直延续到公元9世纪。

在室利差哩罗时期，骠国进入了全盛时期。这一时期大约始于公元4世纪。之所以称为室利差咀罗时期，是因为这一时期的骠人在室利差咀罗建立了他们的首都，以此为中心，统治着疆域辽阔的骠国。

室利差咀罗这一名称，始见于中国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该书第十卷三摩咀吒国条说：“从此（三摩咀吒国）东北大海滨山谷中有室利差咀罗”。唐代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第一卷“东裔诸国”注也提到室利差咀罗国。《新唐书》和《旧唐书》则称其为骠国。

根据考古发掘的资料看，室利差咀罗的始建年代，最早不会超过公元2世纪，而其鼎盛时期，则为公元5世纪到公元8世纪。公元9世纪南诏军队侵入，室利差咀罗走向衰落。本书所说的作为骠国发展后期的室利差咀罗时期，为公元5、6世纪之交，到公元9世纪中叶（832年）南诏军队攻陷室利差咀罗。

至少到公元7世纪时，骠国已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旧唐书》第197卷骠国条说：其国境，东西3000里，南北3500里。东邻真腊国（今柬埔寨），西接东天竺（今孟加拉），南尽溟海，北通南诏些乐城（又称乐城、磨些乐城，在今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境内，方国瑜先生认为即在麓川，即今瑞丽）。《新唐书》则说骠国“地长三千里，广五千里”，比《旧唐书》所说的要更大些。综合中国史籍资料中的有关记载，室利差咀罗时期，骠国的疆域东起萨尔温江流域，西接阿拉干和今印度曼尼坡，北与南诏境相邻，南临孟加拉湾。但从缅甸的考古发掘看，骠文化还传播到了今缅甸南端的丹那沙林，和西部的阿拉干地区。在这两个地方都发现骠文化遗迹，在阿拉干还发现了骠文碑铭。

室利差咀罗时期的骠国虽然幅员辽阔，但它似乎并不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而很可能是以室利差咀罗为中心、为霸主的，包括各属国和臣族部落的松散的国家。《新唐书》和《骠国传》说，骠国有18个属国、9座城镇和298个部落。但是，所列举的属国、部落，只有极少数的还能考证出来。

公元8世纪以后，中国云南地方政权南诏的势力向南发展。公元832年（南诏保和九年），南诏攻伐骠国，掠其民3000余人，迁到拓东（今云南昆明）。公元835年，南诏军队又攻入骠国的属国弥臣。此后，骠国的情况很少见于中国的记载。但直到12世纪中叶，骠国的文字仍然为当地居民使用。13世纪中国史籍中还有关于骠人的记载。这很可能因为骠国是一个结构松散的、保持着部落联盟特点的国家。因此，一旦国都被攻破，这个地域辽阔的大国就陷于分裂，各属国和各部落在其自己的地域范围内活动。在此后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骠族逐渐与一些民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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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开人建立的阿拉干小国

阿拉干是东南亚最为邻近印度的地区。印度文明到达阿拉干可能早于东南亚的其他地区。印度文明对阿拉干的影响，是早期的阿拉干国家产生的重要外因。

阿拉干的编年史记录的王朝世系，列出了从公元前2666年到公元前1825年的54名国王的名字，但没有任何文字或实物可证实当时阿拉干已有国家出现。

据较为可靠的史料，阿拉干早期国家始于公元前几个世纪。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第4世纪，阿拉干有一个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维萨里王朝。当时佛教和印度教都已传入阿拉干。著名的摩诃牟尼大佛像，就是在这一时期雕成的。继维萨里王朝之后，在阿拉干有一个坎德拉王朝，延续了340多年。在阿拉干出土的梵文碑铭表明，坎德拉王朝深受印度文化影响，并借用梵文作为书面语言。这一时期阿拉干的经济也有所发展。考古工作者挖掘到公元4、5世纪时的阿拉干钱币（主要是银币）上面塑有国王的头像。6世纪后新出现的王朝，缅甸有些史学家称之为新王朝。新王朝时期，梵文和巴利文并用，印度教和佛教在阿拉干都有一定的影响。

阿拉干虽然早在公元前几个世纪就同古代印度有联系，但是，它与孟加拉之间，有热带沼泽地相隔，与缅甸伊洛瓦底江流域，则有阿拉干山脉分开。因此，它又处于相对地较为孤立的状况。直到11世纪初，阿拉千古国一直保持着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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掸傣族先民建立的小国

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在相当于今云南西部德宏地区和缅甸北部的掸邦地区这一地域范围内，出现了一个“乘象国，名曰滇越”。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虽已提到滇越，但叙述极为简略，仅指出了其特点：一是当地人“乘象”，二是“蜀贾奷出物者或至焉”，也就是说已有四川的商人到那里去做生意。

到公元1、2世纪，在大致相当于原来“滇越”的地域范围内，出现了一个“掸国”。据中国史籍记载，这个掸国在公元97年、公元120年和公元131年，曾三次派出使者，向当时中国东汉王朝“重译奉贡”。这个掸国的国王叫雍由调，其下则有“小君长”。在公元120年派出的使团中，有来自大秦即罗马的“幻人”。这表明当时一些前来中国的罗马人，也取道掸国前往洛阳。这个使团受到东汉王朝的欢迎，汉安帝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与“印绶金银彩缯”。至此，这个掸国与东汉王朝建立了政治上的隶属关系。

掸国的发展，是以当地社会自身的发展为基础的，但与外来影响也不无关系。公元69年，在今保山地区的哀牢王“率种人内属”，汉在哀牢地区设永昌郡，密切了与永昌郡徼外的掸国人地区的联系。而“掸国南通大秦（罗马）”，又使这一地区成为当时汉代中国到罗马交往的通道之一，以致有“幻人”随同掸国使团到达洛阳。先进的外来文化，无疑对这一地区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从公元1世纪掸国与东汉王朝交往的规模和其国内已有“国王”、“小君长”等情况看，公元1世纪的掸国，可能已经进入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这个掸国显然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从现在所能看到的资料来看，掸国还没有军队，没有文字，也还没有统一的宗教。因此，“掸国”很可能只是部落联盟，当时其内部已出现阶级分化，出现了大首领“国王”和“小君长”，但还没有形成国家。由于中国与古代印度、罗马的西南商道通过掸国地区，由于汉王朝在与掸国直接相邻的哀牢人地区设立了永昌郡，掸国首领与东汉王朝建立了隶属关系。但仅凭这一点，显然还不能得出掸国已是一个严格意义上国家的结论。事实上，中南半岛和中国云南南部的掸一泰一傣系民族，直到9世纪前后才开始建立起他们的国家。至于在缅甸北部和中国云南西南部一部分地区，直到10世纪末和11世纪初，傣掸族居民还处于部落联盟阶段。最主要的有萨尔温江中游的孟生威、伊洛瓦底江上游及其支流瑞丽江下游的孟兴古、大盈江流域的孟底（孟乃）和瑞丽江中上游地区的孟卯。在今缅甸掸邦南部的景栋，还有一个“崆岢国”，即后来的孟艮，也处于部落联盟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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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人建立的小国
200 ~ 1000

人类学家把古代东南亚的孟人和高棉人合为一类，称为孟高棉，这是因为两者无论在种族上，还是在语言上，都有密切的关系。孟高棉人在早期东南亚历史上起过很大的作用。在古代缅甸，孟族是最早建立起国家的民族。在缅甸南部伊洛瓦底江下游地区，公元前后已有孟人居住。当时印度人把这一地区称为（“苏瓦纳布米”），意即“黄金地”。早在公元3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就已经知道有一个林阳国。林阳国的地理位置，当是在缅甸南部。林阳土地平坦，地域辽阔，《南方异物志》说：“其地皆平博”，“民十余万家”。如果以一家五口来计算，林阳的人口，至少在60万以上。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的东南亚，这已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了。林阳的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太平御览》引《扶南土俗记》说林阳出产“杂米干果石蜜”等。林阳的商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在城市里，一日之中有早晚两市，早市有粮食水果等，晚市则只卖香花。

林阳在宗教、文化上深受印度的影响。公元前后盛行于印度的佛教，已传入林阳。到公元3世纪时，林阳已是“举国事佛”。《扶南土俗记》也，“其男女行仁善，皆信佛”。

与高棉人不同，孟人在东南亚从来未曾建立起一个较大的强盛国家。在缅甸的孟人也是如此。林阳国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孟人国家，而是当时孟人国家的统称。公元4世纪以后，缅甸南部的孟人势力继续发展，建立过许多国家。这些国家大都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统治周围广大的农村地区。各国之间时有战争。9世纪的波斯旅行家苏莱曼在他的旅行记中就提到当时孟人国家之间的战争。到10世纪，缅甸南部的孟人国家主要有郎迦戍（今缅甸最南部的丹那沙林）、土瓦（今缅甸南部土瓦）、直通（今萨尔温江入海口的马达班）、勃固（今缅甸勃固）和勃生（今缅甸南部勃生）等。直到11世纪中叶，缅族建立的蒲甘王国势力南下，才征服了这些孟人小国。

孟人文化对后来的缅甸文化有很大的影响。缅甸编年史认为，早在公元前3世纪，佛教已传入下缅甸孟人地区。尽管这一说法尚缺少确凿的史料根据，但是，佛教最早经过孟人地区而传人缅甸内地，则是确定无疑的。孟人建造的佛塔、塑造的佛像，对后来的缅甸佛教建筑造像有深远的影响。孟文是缅甸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来源于南印度的波罗婆和迦檀婆字体。至少在公元6世纪，就已经有了孟文碑铭。孟文碑铭不仅在数量上大大多于骠文碑铭，而且铭文也更长。这些都是研究缅甸历史的重要资料。孟文对缅甸语言文字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缅甸直到蒲甘时代才有了缅文。缅文是以孟文为基础创造的，直到12世纪后才广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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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公古国

过去在缅甸一直有“缅甸的历史始于太公”的说法。据缅甸传说，太公国产生于公元前9世纪，传50代，历时400年，灭亡于公元前5世纪。太公在缅甸古代史学家吴卡拉的《大史》中也称“丁兑”。据《琉璃官史》记载，太公是由印度王子建立的国家。这一说法反映了早期印度文化对缅甸历史的影响。但缅甸考古学家对太公地区的考古发掘表明太公并不像史书记载的那样古老。缅甸的历史也并非始于太公。从发掘资料看，太公古城建于公元 11-12世纪。

10世纪之前虽然太公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但它连城墙都还没有，可能还只是处于国家形成阶段。著名的英国缅甸史学者卢斯教授认为太公是缅甸古代的建都族人所建立的。缅甸史学家貌丁昂则认为太公即中国古籍中的小婆罗门国。据樊绰《云南志》第十卷，“小婆罗门，与骠国及弥臣国接界，在永昌北七十四日程，俗不食牛肉，预知身后事。出齿贝、白蝎、越诺布。与大耳国往来。蛮夷善之，信通其国”。

鹤喻

一直好奇，缅人是哪冒出来的

在野孤鸿

鹤喻 发表于 2016-5-13 04:11 PM
一直好奇，缅人是哪冒出来的

慢慢看，答案自在其中。听人说，缅人是中国羌族的后代。

在野孤鸿

地域或族属尚不清楚的小国

弥诺国和弥臣国，按《云南志》记载，这两个国家都在海边，但地望究竟在何处，学者们多有不同意见。关于弥诺国，法国学者伯希和认为在弥诺江（亲敦江）合流处，中国学者岑仲勉认为在曼尼坡，陈序经认为在阿拉干。至于弥臣国，伯希和认为可能在伊洛瓦底江口，岑仲勉则认为在怒江下游（萨尔温江）地区。从《云南志》的记载看，这两个“国家”可能还处于部落联盟阶段。弥诺国“国无城郭”，“弥臣王以木栅为居”。弥诺王“所居屋中有一大柱，雕刻为文，饰以金银”。弥臣国“百姓皆楼居”，可见住的都是竹楼。公元849年（南诏天启十年）南诏军队攻入其地，“掳其族三二千人，配丽水淘金”。

僬侥：中国史籍《后汉书》多次提到僬侥。《明帝本纪》说，永平17年（公元74年）“僬侥慕义贡献”。《安帝本纪》说：“永昌徼外僬侥种夷贡献内附”。《哀牢传》则说，“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徼外僬侥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这些记载已明确指出僬侥种在“永昌徼外”，其地望在伊洛瓦底江上游一带。僬侥人的特点是较为矮小，有的学者认为他们是缅甸的原始居民小黑人即尼格利陀人。

敦忍乙：《后汉书•哀牢传》提到，永元六年（公元94年），（永昌）徼外“敦忍乙王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据有的学者考证，敦忍乙就是《汉书•地理志》上提到的“夫甘都卢”。但其地望、族属，学者们多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系孟族先人建于下缅甸，有的认为是上缅甸的太公，也有的认为是缅族先人所建。

迦那调洲：《水经注》卷一引康泰《扶南传》、《太平御览》卷771引康泰《吴时外国传》都提到迦那调洲，并说从该地乘船，可到印度、罗马。冯承钧先生认为在今缅甸沿海。

优钹国和横跌国：《太平御览》引康泰《扶南土俗记》，提到天竺（今印度）东南的优钹国，说该地“国土炽盛，城郭、珍玩、谣俗与天竺相同”，可见是个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国家。横跌国则又在优钹东南，“城郭镜乐不及优钹也”。据日本学者驹义明考证，两国都在今缅甸沿海。

在野孤鸿

蒲甘王朝

1044 ~ 1287

蒲甘王朝是缅甸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蒲甘王朝虽然只存在了200多年，但是，蒲甘时期所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奠定了缅甸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宗教文化发展的基础，对缅甸历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蒲甘附近的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当时被称为“大泽之乡”。皎克西地区，在公元11世纪之前已成为粮仓。从蒲甘时期的碑铭看，蒲甘附近地区当时已种植水稻、高粱、豆类、冬瓜、茄子、胡椒、葡萄、甘蔗、槟榔等61种农作物，农业生产已具有相当的发展水平。蒲甘王国的经济发展，为统一缅甸的战争，打下了物质基础。缅人又娴于骑术。骑兵成为蒲甘军队的组成部分。蒲甘的军队后来在缅甸纵横驰骋，南征西伐。

1277年，缅甸与当时的中国元朝为争夺金齿地区而发生战争。在战乱时期同时，缅甸国内也发生了内政动乱，那罗梯诃波蒂被其子梯诃都杀于卑谬。梯诃都还想杀死其弟达拉侯乔苴，但失手被自己的箭反射而死。元军乘缅军内乱而进，于1287年2月攻占蒲甘。此时，西部阿拉干已宣布独立，南部孟族乘机摆脱蒲甘王朝的统治，北部实际已处于掸族势力控制下。作为一个全缅甸统一的封建王朝的蒲甘王朝已趋于瓦解。1287年蒲甘开始衰退。